但话说回来，此时的刘弘，已经不是上一世，那个在历史的世界自由翱翔，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丝毫不用为其负责的毛头小子了。
在大多数人心中，皇帝，意味着至高无上的威严，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
但当那两瓣寸尺见方的屁股，真正做到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位置之后，就不难发现，后世广为传播的那句俗谚，实在是至理名言。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如果刘弘此时，还依旧只是一个网络键盘政协委员，亦或是全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创造力吃饭的网文写手，那自是可以大笔一挥，把整个儒家彻底定为邪教！
但作为封建帝王，尤其是很有可能对整个华夏文化，都起到关键性引导作用的穿越皇帝，刘弘肩上的责任，要远比历史上的圣君们要重得多。
在做出一个决定，甚至只是思考某一项政策的利弊之时，刘弘都必须保证，尽量把自己的个人情感刨除，以相对客观的角度，看待汉政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就拿这一次，陆贾和南越王赵佗‘密谋’半年之久，最后带着百十车金玉财物，以及赵佗一封‘南越国书’回朝来说，换了任何一个封建帝王，包括历史上的文帝刘恒，都很有可能会当场拔剑！
若是景帝刘启、武帝刘彻那对暴脾气父子，那就更不用说了——陆贾回朝十天之内，只怕长沙南国境线，就会立满遮天蔽日的汉旗！
至于‘罪魁祸首’，陆贾的下场，更是不会比历史上的太史公好到哪里去。
面对这件事，文帝刘恒或许可以怒而拔剑，景帝刘启或许会雷霆震怒，武帝刘彻甚至可能会直接当庭砍人！
但刘弘不能。
为了华夏文化的延续，刘弘必须摒除所有个人情感，以绝对的上帝视角，从对‘华夏文化之利弊’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自然，就此事对南越‘大发雷霆’的选项，还没有被刘弘排除。
但对于陆贾的处置，或者说，借此事对汉室初期的反动群体——鲁儒一脉做出处置，却是刘弘必须要做的。
从浮丘伯的作态当中，刘弘也大致反应过来，儒家，或者说浮丘伯所代表的‘齐诗’一脉，对此事的态度。
乍一眼看上去，浮丘伯对刘弘是又哭又跪，更险些‘脱帽叩首’，为了陆贾，算是把士大夫的尊严，给丢了个干干净净。
但实际上呢？
浮丘伯三言两语，就把陆贾给卖了个干干净净！
在这个十分看重个人道德，盲目信奉‘人的名，树的影’的时代，陆贾以荀子亲传弟子的身份，却被自己的大师兄浮丘伯‘替师清理门户’！
此事对陆贾而言，丝毫不亚于‘春秋之诛’来的痛苦！
且先不论刘弘对陆贾‘外交渎职’一事的另外处置，光是被逐出师门这一项，就足以让陆贾在整个天下‘臭名远扬’。
若是这件事的具体过程被传到民间，那在面对陆贾这样一个‘卖国贼’的时候，刚烈的汉人只怕会对陆贾达成‘人人喊打’的一致！
简单而言：在被浮丘伯如此不留情面的‘逐出师门’后，陆贾的结局，已然是注定了。
如果不想背负天下之骂名，继续苟活在这人世间的话，摆在陆贾面前的，就只剩下‘羞愧自尽’这一条道路。
甚至连‘是否羞愧自尽’，都很可能成为陆贾这一生当中，最后一项道德考核。
如果死了，那还算是多少要点脸；如果没死，就是彻底不要脸了。
为了避免‘儒生都不要脸’的言论成为汉室舆论的主流，作为同门师兄弟的整个儒家，都会亲手送陆贾走上黄泉路。
——把一个人‘活活哭死’‘唱挽歌唱死’的事，在汉室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就算这种做法实在有些不体面，那也有的是办法。
比如写封信，劝陆贾‘好自为之’‘自留体面’之类的，在汉室是屡见不鲜，儒家也必然干得出来。
既然‘必死无疑’，那对陆贾在事后的下场，刘弘也就不再关注了。
做了错事，得了因果，足矣。
真正关键的，还是儒家对此事做出的反应，主要是鲁儒一脉，对‘中坚力量’道德败坏做出的反应。
——没错，在后世百度百科中，被标记为‘黄老大家’的陆贾，实际上却是出身鲁地，被荀子教授《礼记》的门徒，一个绝对意义上的鲁儒！
从浮丘伯的举动和言辞当中，刘弘也大概看出了端倪。
将陆贾‘逐出师门’，这算是整个封建历史上，儒家在面对内部问题时的本能反应，以及保留节目了——断尾求生。
而浮丘伯所说的‘另选才俊以传《礼》’，却是让刘弘闻出了一丝熟悉的味道。
陆贾，是必须死的；鲁儒，刘弘也是必须要打压的，但亲手炮制《礼》学绝传，却是刘弘无论如何也不敢的。
——服章之美为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
哪怕把整个儒家都清除出华夏学术、思想界，刘弘都不可能将华夏文明最关键的《礼》给剔除。
那自然，《礼》学的传承，也就成为了刘弘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浮丘伯说学的《诗》，亦或是张苍所学的《春秋》所不同，荀子在给弟子传授儒家五经之时，将其中的《礼》只传给了陆贾一人。
如今，陆贾即将‘社会性死亡’，那《礼》的传人，自然是要另选才俊。
若是按过去的惯例，以及汉室民间对书籍敝帚自珍的态度，类似这种学术学说的传承，都是按照师徒关系传递。
如今年过花甲的陆贾，自然也是早就选定了继承衣钵的嫡子，以作为自己百年之后，传承《礼》学的传人。
但如今，陆贾却因为道德问题，失去了最注重道德的《礼记》传承权，那按照‘什么样的老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的内在逻辑，凡是接受过陆贾教授过的学子，都默认失去了传承资格。
通俗来说，就是儒家五经当中的《礼》学，在陆贾这一代断了传延！
这件事，该如何解决呢？
陆贾及其徒子徒孙所组成的‘《礼》学正宗’失去传延资格，刘弘虽然贵为皇帝，却也不好把手伸到儒家内部的传承之事上去。
那此时顺理成章的，就落入了儒家头上。
——对《礼记》一脉的传承，应该让儒家内部自己商量，该如何传承、延续。
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出在这里！
作为荀子的首席弟子，理论上在儒家享有绝对话语权的浮丘伯，却将这个决定权扔到了刘弘面前！
可千万别说浮丘伯是深明大义，亦或是羞愧而为——对于学说的传承，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可能允许任何外人插手！
更何况此事涉及的，是被儒家尊为‘先圣’的孔子所著五经之一！
别说刘弘的皇帝了，哪怕刘弘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儒家弟子’，那也无法影响到此事的定论！
既然刘弘本身就无法决定此事，那原本‘有权力’决定此事的浮丘伯，为何还要把这个决定权交出来？
稍一思虑，刘弘便无奈的摇了摇头。
“不愧是儒家啊···”
“外战外行，内斗内行···”
答案只有一个。
——作为如今儒家的代表人物，以及绝对意义上的领袖级人物，就连浮丘伯本人，都无法决定此事！
从这便不难看出，儒家学说在传延到荀子那一代，并在下一代，及浮丘伯、陆贾、张苍这一代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以学说流派、地域为参考的内部分裂！
而作为齐…《诗》流派的掌控者，浮丘伯并不具备影响对鲁…《礼》流派内部的能力。
说白了，就是刘弘找错了人，错把浮丘伯，当成了鲁儒一脉的大boss。
这种状况，显然是刘弘先前所未料到的。
但单轮此事当中，刘弘的个人诉求而言，这个意外状况，并没有造成什么阻碍。
——浮丘伯说了不算，那就找鲁儒一脉的话事人咯~
刚好通过此事，刘弘也能得到鲁儒一脉的第一手资料，以及鲁儒一脉在这个时间点的现状。
（
第0350章 鲁人之吝
以‘免陆贾太中大夫之职，罢官告老’，作为对此次事件的最终处置方案，刘弘便草草结束了这场特殊至极的廷议。
但这并不意味着，陆贾出使南越一事所引发的政治、学术余波，会自此打住。
——对浮丘伯‘另择才俊以继《礼》’的请求，刘弘也给出了答复：着奉常有司遣使往鲁地，以此事相问于鲁地大儒：申培！
作为楚元王刘交的同门师弟，这位曾在历史上为武帝刘彻所敬重的大儒，此时还尚未成为受天下人敬重的‘鲁申公’。
单就此事而言，刘弘以鲁儒一脉安身立命的《礼》学传承问题，相问于专精《诗》的申培，其实也有些不合适。
盖因汉室初，准确意义上的‘鲁儒’，指的并非是居住在鲁地的儒生，而是受鲁地文化圈的影响，对《周礼》有一定研究，行为举止符合‘鲁…《礼》’流派特征的儒生。
这个流派的特征，主要就是老生常谈的那几点。
拿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地图炮来说，就是‘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俭啬，畏罪远邪，好贾趋利’。
意思就是说，鲁地民风多尚儒风，很注重礼仪，百姓大都小心谨慎，比较节俭吝啬，害怕犯罪，比较喜欢通过商业获取利益。
而‘鲁儒’作为鲁地最具鲜明特征的儒家分支，其特性，更是在太史公对鲁地百姓的评价基础上，将某些部分做到了极致。
太史公的眼中，鲁人事‘注重礼仪’，而鲁儒，则是全靠一本《周礼》安身立命，甚至以此作为剥削底层百姓的理论依据！
——上下尊卑，秩序纲常嘛！
鲁人大都‘节俭吝啬’，而鲁儒，却都称得上是‘一毛不拔’！
为了能从百姓手里多抠出一枚铜钱，鲁儒甚至会不惜搬出圣人大义，来作为自己‘收敛民财’的理论依据！
至于鲁人‘喜欢行商逐利’，在鲁儒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鲁儒不单是喜欢通过商业获取利益，而是一切能获取利益的事，鲁儒都能做得出来！
就拿如今天下，地主富户对佃户的租税来说，关中渭河以南，普遍维持在四成，渭河以北三成。
少府将上林苑的官田租给破产农民，地租虽然也是三成，但刘氏天子动辄‘大赦’‘免税’‘去赋’的情况下，在上林苑租种官田的佃户，一年到头基本不用花租税。
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上林苑的佃户一年到头下来，甚至会发现自己得到的赏赐，比交上去的租税还要多！
也正是在这种低到‘倒贴钱’的租税下，上林苑才能以不过数十万顷的面积，就成为汉室阶级平衡的调节阀。
原因很简单：当一个农民破产之后，只要带着户渎等身份证明，到地方官府登记，表明自己希望租种上林苑的皇家官田，只要在后续的政审中，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那就大概率能租到一片60…80亩大小的官田。
搬到上林苑之后，但凡这个破产的农民手脚勤奋些，把田亩看顾的好一些，就能凭借几乎为零的租税，以及刘氏天子三天两头发下来的‘赏赐’，在五到十年之内，攒下足够置办几十亩薄田的积蓄。
就这样，原本毫无逆转可能的‘自耕农…半自耕半佃农…佃农…奴隶’的恶性循环，就被上林苑给强行逆转。
原本会成为佃农，并随着利滚利的欠款最终轮为奴隶的一个家庭，便能在五到十年之内，重新回到半自耕…半佃农阶级。
若是再本分一些，那重新成为自耕农，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事。
关中其他地方的状况，对百姓虽然没有上林苑那么友好，但总体来讲，也还在可以接受的程度。
哪怕是在租税高达四成的渭北地区，地主也会对家中的佃农履行一定的看顾职责，包括代缴税赋、徭役，逢年过节送些酒肉布匹，在青黄不接之时借粮等。
在土地相对肥沃的渭水以南，佃农和自耕农的年收入，更是几乎没差太多。
一户自耕农种地百亩，得米三百石，其中要拿出二十石作为农税。
按照一户五口计算，每年六百钱的口赋，那就又是将近八石粟米。
再加上家中的壮劳力被征发徭役，而对田亩产出造成的间接影响，又是一比不小的损失。
综合来讲，一个五口人所组成的自耕农家庭，在有田百亩、亩产三石的条件下，一年到头所能得到的产出，大概就在二百二十至二百三十石粟米之间。
而渭水以南的佃农，每年产出粟米三百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