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佐夫立刻提出抗议，倒不是针对量刑问题而是：“我是个犹太人！”
“不，你不是！”检察员随即回应道“我不认为库兹涅佐夫是犹太人，我认为他是个俄罗斯族人……”
最终被告们获得了一次仅有的陈述机会。
西尔娃·查尔曼森以所有被告人的名义做了最后陈述：
“我感到万分悲痛……如果法庭判处死刑。那么像迪姆西茨和库兹涅佐夫那样优秀的人将会被毁灭。我不认为苏联的法律会把一些人移居国外的动机当作叛国行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早就认识到劫机行动是会失败的。甚至在芬兰车站（列宁格勒的车站名）我们就注意到有人跟踪。可那时候已经无路可退。退回到过去，面对无穷无尽的等待？甚至在现在我也一刻都不曾怀疑，哪怕海枯石烂，终有一天我会生活在以色列，这就是我的梦想，他经过两千年的等待和期望的锤炼，永远不会被放弃。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见”
西尔娃几乎是哭着做了最后陈词
最终她一边嚎啕大哭，一百年用希伯来语吟诵那些早就被熟读的祈祷文 i eskachebsp； yerhayi（如果我忘记你啊，耶路撒冷）。
随即他被检察员呵止，原因是法庭上不允许用外语说话……
第364章 犹太复国主义者…爱德华·杨
364
……苏维埃法庭向来是极有效率的。
某些高峰时代，死亡特快在卢比样卡运行的井井有条，地面上审判地下室枪毙……
现在不会这样，但法官依然可以很快做出判决，而不像美国那样必须经过无休止的冗长的听证会。
苏方对此认为这是sh主义司法效率的体现。
苏联谚语说，上天决定婚姻，克里姆林宫决定生死。
法官在退庭后商议，考虑判决和量刑。
最终所有被告都被认为有罪。
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被判处死刑，枪决执行。
其他被告分别被判处4…15年有期徒刑。
爱德华觉得如果没有两个死刑，这份判决虽说是严了点但也不是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还有…在宣读死刑判决时，旁听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整齐划一。
可苏联毕竟是这个世界的一员，在传媒极度发达的年代，这个判决引起了轩然大波。
梵蒂冈的教宗直接发表声明，希望苏联政府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表示，赦免这两个该被谴责的人的生命。
而西欧的gc党（好吧，随着二战结束，这些所谓的gc党几乎都被各自所在国家的谍报机构渗透的和筛子一样），但明面上依然是gc的字号…。
对此，莫斯科也心知肚明，但为了自己的面子也只好捏着鼻子认下。
而那些西方情报机构维持着这些的目的在于，竖着这么个招牌一来可以体现自己国家民主，二来能吸引那些国内的蠢蠢欲动份子，再有还能向莫斯科打报告要党的活动经费，而后者因为面子，还真给……
此刻，这些马甲党也呼吁苏共对这两个家伙实行缓刑，虽然不知道这是马甲党自己的想法，还是那些情报机构“建议”他们这么做的。
咳咳，美共对此倒是一如既往的三缄其口，宝贵的沉默让他们越发先的卓尔不群，天晓得这是美共领导的意思还是胡佛老爷的意志。
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时给尼克松和波德戈尔发了两封信，后者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在给尼克松的信是支持一位年轻的美共党员，安杰拉·戴维斯，他因为被指控想革命者提供武器而可能被判处超长有期徒刑，萨哈罗夫建议尼克松动用总统特权赦免这个年轻人。
给波德戈尔的信则是表明对迪姆西茨和库兹涅佐夫的支持，当然请求拯救他们的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萨哈罗夫是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
苏联国内对这个判决也不都是欢呼声一片。
一群苏联学者站出来，他们呼吁西班牙右翼政府延缓对一些巴斯克民族运动成员的死刑判决；同时也要求苏联政府宽大处理两个犹太人。
不管这些人和举动有没有用，至少国际上是形成了这么一种风潮，要求苏联政府高抬贵手…有期徒刑随便判，但请留条狗命。
在苏联法院开庭听取被告要求缓刑的前一天。
西班牙的弗朗哥赦免了巴斯克人的死刑。
于是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克里姆林宫。
1970年12月，法院宣布将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但拖了个小尾巴以“特别监禁”的方式执行，这是苏联有期徒刑中最严厉的监禁方式。
名义上两人躲过一死，但实际上，“特别监禁”在民间有个臭名昭著的别名“死刑…分期执行”。
劫机案件的审判暂时到此为止。
这其间有苏联犹太人法律保护计划的一份功劳，是他们在纽约开展行动，影响各种重量级人物来加入到求情的行列中去。
眼下情况依然不妙。
但至少，两个人的性命暂时是被保住了，至于今后漫长而痛苦的“特别监禁”，可以通过别的交涉方法来减轻，比如换到条件相对比较好的监狱，或者撤销特别监禁的惩罚，改为一般有期徒刑。
摆在爱德华等人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迪姆西茨…库兹涅佐夫案件审判完毕后。
对于，大量苏联犹太人社区领袖的审判。
因为劫机事件而被捕的人很多，针对他们会展开一系列个别审判。
罪名么都是一样“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指使的针对苏维埃的破坏。”
起诉状毫不掩饰其政治倾向：“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正在进行一场针对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在国际上发表充满诽谤污蔑的文章，派遣所谓的旅游团进行活动。这些活动已经导致一些人在列宁格勒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该组织的成员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社团保持紧密联系，在犹太人中间鼓吹教唆移民去以色列的情绪，他们使用反苏亲犹的宣传材料，甚至有人还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版了反苏书籍！”
站在爱德华的角度看，苏联这份起诉状当然有言过其实的部分。
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要知道眼下美苏争霸，以色列则仗着抱着美国的大腿在中东痛打苏联的各色小弟。
不是以色列太强而是这群小弟实在是过于不中用，苏修护犊子心切可有不好亲自出兵，于是只能从别的方面去针对以色列，多少缓解一下小弟们的压力。
于是境内的犹太人成了筹码。
其次，眼下的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名声也确实不怎么样。
别的不说，眼下以色列政府中担任不管部部长的是利库德集团的老大梅纳赫姆·贝京，可就是地地道道的kb份子出身。
当年他指挥的“伊尔贡”血债累累，甚至犹太人内部都看不上他。
在48年本古里安宣布建国后，他非但不收手，甚至仗着“伊尔贡”这个bk组织，试图谋取全国军权。
最后逼的本·古里安下黑手，先是命令军队炸掉了伊尔贡的一条军火船，随即对贝京下了最后通牒：现在不投降那就永远不要投降了。
本·古里安公开讲话：在这个新的国度里，哪怕发动战争也要由我来发动。
面对更狠的，贝京选择屈服，随后他摇身一变成为政客，进入以色列政坛，而利库德集团的政治光谱是极右翼，不奇怪，毕竟是kb组织演变而来的。
贝京是脱下迷彩服换上军装了，可是他当年领人干的那些事情，大家可都还没忘记了。
苏联对本国犹太人和对以色列充满不信任，倒也不算特别难以理解。
另外让爱德华觉得好笑的是，起诉书中提到的“在境外出版书籍”，为了证明确有其事，还列举了一堆书名，说这些玩意都是反苏宣传。
其中有本书非常眼熟，霍华德·法斯特写的《我光荣的兄弟》，这书爱德华在上初中时看过，但没多久就被联邦政府给禁了，那时候全国闹麦卡锡，此书被联邦政府认为有意识的进行gcd宣传。
可见宣传赤化不但在kmt这儿就是在美国都是大罪名。
另外，上辈子爱德华对霍华德·法斯特也很熟，因为他那本最出名的作品《斯巴达克斯》，虽然是没有同名的黄暴连续剧好看，但也算是严肃文学中的佼佼者。
至于为什么苏联也将其视为逆贼？
那是因为霍华德在1957年公开宣布退出美共，可实际上他依然是个内心充满正义感的左翼作家，《斯巴达克斯》中借古罗马的历史讽刺麦卡锡主义……结果他落得个两头不讨好。
……
对这些人的审判结束后，下一步是对那些申请移民的人进行小规模审判，给他们扣上“流氓行为”或者“寄生虫生活”的帽子。
比如平卡斯·平卡索夫，这家伙是个木匠，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只有一条腿，从不关心政治，住在达吉克斯坦的德尔本特市。
他唯一的心愿就是移民以色列，并且是当地第一个提出移民申请的人。
实际上他的全家移民申请很快就被批了下来。
然而当地政府却极力劝说平卡索夫不要离开，唯恐他一走就起了个带头的坏榜样，别的犹太人家庭也会选择离开。
但平卡索夫执拗劲儿上来，坚持要走，并且他挥舞着被批准的申请冲着当地干部大吼，“莫斯科都同意了，你们为什么还要阻拦？”
很快他被以做木匠时胡乱收费抓进监狱，判了五年，而他的家人都被允许出境……
……
这些都是问题。
同时，库兹涅佐夫在监狱里偷偷写日记，但监狱的搜查森严，几乎没人相信这些日记可以被带出去。
可他做到了。
具体是，他用自己制造的特细笔，把日记用尽可能小的字体写在白纸上，然后将白纸团成小团。外面涂上从药房里偷来的蜡。
每隔三个月，他的妻子和父母会被获准探监一次，探监的地点是一间独立的小木屋，地处偏僻且少人打扰。
但在囚犯和家属进入木屋前和离开后，他们都会被脱光衣服搜身，所有可能夹带物品的地方都会被仔细检查。
库兹涅佐夫在探视前吞下一些小球，然后在探视时排泄出来，清洗赶紧，交给亲属再吞下去……
最终这些日记经过整理后出版，就放在泰勒和爱德华的眼前。
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不单单是处理这愚蠢的劫机案，还得把后续那些被牵连进来的人也得算进去，诸如平卡索夫。
塔尔福德·泰勒对此一筹莫展，爱德华同样也是。
但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也就无法回头了。
促使他们继续努力的不光是自己的面子，实际上苏联当局对这些犹太人的处理也确实让人一言难尽。
虽然这未必是最高苏维埃的意思，毕竟位高权重且人缘不错的米高扬也是犹太人不是。
在爱德华眼前的资料中，不少犹太人之后的遭遇也确实令人同情，苏联人把他们和二战中被捕的俄奸关在一起，后者实际上就是俄罗斯族的**份子，。
而且犹太人会被派去做最苦最累的活计，而那些俄奸倒是承担着诸如文书、警卫等清闲工作。
随着资料越发完善，爱德华在苏联犹太人法律保卫计划中所承担的工作也日渐增多。
证人的证词，签字证词，有关文件，日记和相关物证，这些东西爱德华都要盯着，以确保符合相关法律流程，或者剔除某些明显有问题的会招来嘲笑的玩意。
每个囚犯最直接的亲属都给以塔尔福德·泰勒授权，委托他以这些囚犯名义全权处理相应的法律事宜。
到了十二月中旬，各类书面文件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然而最大的问题爬上了每个人的心头。
苏联政府会允许美国律师代理苏联人进行诉讼么？答案显然很不乐观。
还有哪些囚犯希望爱德华带领的美国律师团替他们草拟申诉书？
这样做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
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不准离境者”对这种美国赤果果的司法干预又会作何感想？
这会不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险恶？
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爱德华也不打算做过多的思考。
因为想的再多也没用，毕竟这是个隔着广袤的太平洋的完全不同的国家。
要弄清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去莫斯科！
和苏联当局规定的那些“不准离境者”们面对面的谈谈。
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谁都知道这里面有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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