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其道理。况且这些人还是只需缴纳一半的助役钱，比寻常免役钱要少。若是家资不丰，自可由朝廷减免，少收或是不收。此事说到底，终归是个算的问题。只要算出的数目有益于民，就可推行。”韩邈说着，长叹了一声，“不过区区商贾，思量难免有所不足，只会算算账面的东西。还要朝廷诸公多多费心，想出个折中的法子。” 若是换个人这么说，苏轼必然不放在心上。但是这韩邈毕竟是凌霄子的夫婿，又是东京城一等一的大商人。若是施行这法度，对于他，乃至他身后的相州韩氏都有巨大影响。没料到这人居然持如此态度。 饶是苏轼文思锋锐，辩才无碍，也要回去想上一想了。 韩邈对于苏轼的想法却不怎么关心。这新法对他而言，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东京，而在相州。他的《日新报》是因何而办的，韩邈可没忘记。 作者有话要说： 苏轼最初是反对新法的干将，在颠沛十载重新归朝后，又反对司马光罢黜“募役法”，再次被流放。不是他不合时宜只会挑刺，而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站在了更广大的百姓一边。一成不变的只是人设，是人就会有变化，心态上的，阅历上的，立场上的。而苏东坡的伟大，也正在于此。
第161章（）
《造化大宋》来源：
没有让韩邈等太久； 只是七八日； 相州就有来使。如今已经复判相州的韩琦韩相公； 让人捎来了一封书信。 仔仔细细看过了韩琦的来信，韩邈轻声一叹：“相公真乃直臣也。” 其实韩邈最担心的，就是韩琦对于新法的态度。之前的“农田水利法”； 韩琦并没有太大意见，故而《日新报》可以顺水推舟，支持一下新法； 乃至为其查漏补缺。到了“保甲法”和“将兵法”； 事关军事，《日新报》根本没有发言的立场； 也就避而不谈。 而现在的“募役法”就大大不同了。此法是要“公议”的，要天下官吏都来“论定”； 无人有异议了方才施行。这是天子和王安石对于“募役法”的看重，同时也其软肋所在。若是民意汹汹； 这新法还能施行吗？ 而引导民意的最好手段，正是《日新报》这样的报纸。更重要的是，久居东京城的百姓； 未必会支持这个新法。因为新法欲对城市中的上五等户； 官户，僧道户等等征收“助役钱”。偏偏这些人在东京城里人数众多。一旦《日新报》有意煽动，怕是能引来山呼海啸，直接让天子改了心思，让这新法无疾而终。 违逆新法； 必然会引来王安石的关注，就算有甄琼这个圣眷正浓的通玄先生，《日新报》也必然会受打压。而支持新法，韩琦却未必会同意。毕竟这个新法不同以往，是真正涉及到了千万官员、豪富的利益。若是韩琦执意反对此法，《日新报》要不要遵命呢？虽说韩琦重新入两府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但是他有五个成年的儿子，势必要继承其遗泽，再出一位相公也不出奇。更勿论韩邈本就是韩氏疏宗，若是执意悖逆韩琦的意思，将来势必难做。 更让人为难的是，韩邈自身并不反对这新法。他经商日久，去过的地方更是不少。见过数不清的中下户人家，因为“差役法”受累。现在的新法虽有不足，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若是韩琦当真反对新法，韩邈也不免要细细思量，究竟是坚持本心，还是顺应人意了。 好在，这封信来得及时，犹若一颗定心丸。 “景声兄，相公究竟是何安排？”听闻韩邈之言，一旁枯等了许久的李格非精神一震，立刻问道。 身为《日新报》的主编，他的立场也有些尴尬。一个是他的恩主，护他父子两代，唯有肝脑涂地方能报答。另一个则是他现在的雇主，也是呵护备至，助他成就名望。这两人若是起了争执，他也得左右为难。 韩邈把那封信递了过去，笑道：“文叔不妨先看看。” 李格非立刻接过信，一目十行看了起来。一直看到信末，他才轻轻松了口气：“相公天下能臣，所言非同凡响啊。” 这信上说的，实在大大出乎了两人的意料。韩琦对于“募役法”并不赞同，甚至言词颇为激烈。但是反对的却不是“募役”本身，而是其中一些内容。在“募役法”的几条细则中，有一项极为引人注目，就是原本不需要服役的那些人家，譬如官户、城郭户、女户、单丁户等，需要缴纳平常免役钱的一半，用来助役。 对于寻常的官吏，乃至大户豪富而言，这当然是侵害了他们的利益。但是韩琦的着眼点不同于这些人。在他看来，“差役法”里衙前、押司之类的州县役，本就该是这些上户的职责。他们逃避日久，现在却只需比旁人还要轻一半的代价，就能轻松避过。而那些下户们，每年夏秋就要缴纳两次赋税，现在竟然还要交免役钱，岂不是又多了一样苛捐杂税？ 至于针对灾年设置的“免役宽剩钱”，就更离谱了。要每年多交二成的免役钱，储蓄起来，到了灾年就无需向民户征收免役钱了。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若遇灾年，本就应该朝廷赈济，免除赋税劳役，怎么还要小民提前支付，变相敛财呢？ 此法若是施行，不过是损下户而益上户。当年他在并州施政时，曾言“差役法”致使“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这“募役法”跟当年也相差无几了。 如此言论，可是直刺根本，想来王安石确实有把这个新法当做“富国之术”来用。而他对于官户、上户减免赋税的宽待，也未尝没有一丝自保的心态。万一过于严苛，那些兼并之家的豪富拒不执行，甚至全盘推翻新法，他岂不要难办？ 这些隐晦的想法，都被韩琦看在了眼里，并明明白白点了出来。这就是为官四十载，历经三朝的能臣之言了。而他对于韩邈的要求，就是针对这些，在《日新报》上撰文。役法更改不是不行，但是应该想出更稳妥，更完备的方案。 这要求，可比一味反对要好办多了。 见李格非也明白了韩琦的用意，韩邈笑道：“文叔可想好要怎么在报上刊文了吗？” 李格非沉思片刻，有些迟疑：“此事不好在刊首直言，写成话本故事，又难免失之轻佻。不如分批写点杂文，议论一二？” 韩邈却摇了摇头：“市井中人，哪个耐烦看杂文？若是分批写来，也不过是些不痛不痒的牢骚罢了。不妨寻些因役破家的案件，刊在市井新闻那栏。最好分为中户和下户两类，既能显出‘差役法’的恶处，也能点出‘募役法’的不足。物伤其类，必能让那些百姓更为了解新法的优劣。” 李格非一听就明白了，大喜赞道：“景声兄此法妙啊！不如再刊些相关的读者信函，如此一来，更显公允。” 现如今，他们要做的并非是支持哪边，而是就事论事，不偏不倚。也唯有如此，才能让《日新报》在混乱中存身，同时达成韩琦的指示。 韩邈微微一笑：“文叔此言不差。既然是韩相公吩咐，咱们也要尽一份力才行。” ※ “募役法”的颁布，不止是士林中争执不休，民间也是有人讨论。大多数人听闻要再交一份钱，就已经忙不迭的放声大骂。但也有些有识之士，乐见原本那些可以免役的人掏钱助役。 只是如今此法只有细则，寻常百姓哪里能弄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吵也是吵不出个所以然的。 但是很快，局面就生出了变化。《日新报》在转载了《京报》上关于“募役法”的总则之后，开始在新闻一版讲起了案件。有因为应役衙前，被官人坑害，破家后状告不得，阖家自戕的。也有原本就穷苦不堪，因役力太苦，死在任上的。更有不少滥征役力，导致民不聊生，弃田而走的。 这些可都是明晃晃的实证，看起来尤为触目惊心。除此之外，报上还专门僻出了一栏，刊登来信。有些信粗鄙荒唐，讲些听来的乡人故事。亦有些大大方方计算“募役法”和“差役法”的差别，想要推断哪种更好。当然，也有更进一步谈起了“役力”的根本，和为何富户也要应役的道理。各种言论不一而足，着实让观者津津乐道。 这些他们能看懂啊！不但能看得懂，还能跟人探讨一番。因而每到报纸刊发那日，茶楼中都热闹非凡。 “我就说了，那‘募役法’是不成的！两税都交过了，应役也不是年年都有，为何还要再增一样免役钱？这怕不是朝中有奸佞，想要敛财害人！” 今天讲的案件，是贫户因为赋税太重不堪忍受，选择逃荒流窜，最后从贼的案子。有人看了，立刻感同身受，破口大骂起来。 “应役又不给你发钱，两年不能在家干活，这得亏多大一笔？我看交钱倒是省事了，雇些闲汉来做差役不就行了。”这显然是看了前天报纸的人。那篇讲的却是个中产之家，因为摊上了衙前的重役，最后家破的案子。最是能引起这些中户的共鸣。 “你们这些都是末节。咱们东京城的百姓，有几个家里有田的？往年从没服过徭役，凭什么现在要再收一份？”说这话的，一身锦衣，满面愠色，显然是个被新法牵累到的上户。 “凭什么不能收？”坐在外间，一身粗布麻衣的汉子叫唤起来，“你也不看看应役都是干什么的，还不是为官府办差？这衙门难不成是专给穷户开的？到头来还不是官人得了便宜！明明田赋官户都是要交的，凭什么就不用服役？” “君子岂能劳身？”对方恨恨斥道。 “没让你劳身啊，掏钱不就行了！你看看那些手力，散从官，还不是为官老爷卖命的。卖命不说，还要破财，简直不当人子！”义愤填膺的声调，顿时高了起来，竟然引来了一片赞同之声。 当然，这些人里，也不免前几天还在吹捧“募役法”，过两日又破口大骂的。不过是随波逐流，没有个定念。自然是报上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了。 然而不论百姓如何评断，《日新报》最大的好处，就是下至细民，上至天子都有翻阅。而这些言论会让无知小民犹疑不定，但是那些能看得懂的，就难免有些坐立不安了。
第162章（）
《造化大宋》来源：
一大早来到衙署； 王安石先取了今日新出的《日新报》； 翻到了新闻一版。看过那则案件； 他默然良久，方才合上了报纸。 《日新报》此举，必然是受人指使的； 背后其人也不难猜。韩琦早已上书天子，直斥“募役法”害处，现今又多了个《日新报》从旁推波助澜。偏偏； 天子也是看报的； 更把《日新报》当做每日政务之余的消遣。他会看不到这些案件吗？王安石比旁人更清楚，天子心软无断； 极易动摇。若是因此坏了新法，其罪难恕！ 放在一年前； 王安石此刻就已上奏天子，要封了这小报。可是现在； 他犹豫了，坐在桌前，迟迟无法提起笔来。这不是新法第一次受挫了。农田水利法原本的借贷手段未能施行； 保甲法最重要的以征兵替募兵； 被天子彻底摒弃。更别提由张载提出的将兵法了，就算他也觉得此法不差，但是终归是改了保甲法，方才颁行的。 自己殚思竭虑想出的东西，屡屡被人阻挠； 以王安石的脾性，又岂会不恼？然而这一步步的退让，天子的心意变化，却并未让新法付之东流。相反，那些新法还是颁行了，虽然跟自己的设想有些出入，却也算得上利国利民。 那他到底是胜是败？有时就连王安石自己也说不清楚。 也正因此，对于“募役法”，他是下了十足力气的。就连颁布细则，让官吏“议定”，也是以退为进的办法。他可以依靠此法，清除朝中那些对新法拒不从命之人，也能通过此法充盈国库，让地方州郡财政不至于举步维艰。“募役法”得利的终归是下面百姓，而那“免役宽剩钱”，不过是从中上之家取财的手段。他现在没法真正对豪富、官宦之家动手，但是那些家资不菲的兼并之家，还是能动上一动的。 若是能均贫富，想来下层百姓也有一条出路了。 然而想是这么想，真正面对报上的案件时，就连王安石也难免陷入了沉默。他是在地方做过官的，也亲眼见到过衙前之类的重役，是如何为祸乡里的。这也是他推行新法，一意要改动“差役法”的根本。 可是当这些“疾苦”变成了“人命”，带给人的感官就不同了。 《日新报》连续刊载了十期，每期都是一个涉及人命的案子。自戕的、暴毙的、落草的、弃家的、杀官的……十个案子，就闹出了二十七条人命。还有多少案子隐藏在其下，又有多少人因恶法而亡呢？ 这是个连王安石都不愿去深想的事情。他比旁人更清楚，变法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会引来极大的反弹和抵触。但是他的本意，是为了挤掉痈疽，破而后立。可若是他的新法也不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