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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戈不怕死，却怕糊涂，他不明白中国的事情为什么总是这样复杂，在他看来，国共两党本没有必要结下如此大的仇恨，政见不合在战场上刀兵相见，这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把抗战时对付日本人、汉奸的“焦土政策”和“刺杀行动”用来对付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就太过分了。
前些日子他和南京来的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顶撞起来，叶翔之到北平来是为了指挥暗杀前市长何思源的重大行动。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后，何思源力主和平解决，北平军政界、工商界不少名流，包括已被解职的赵明河将军都卷入了，并为之积极活动。此举触怒了南京方面，决定对何思源采取行动，具体负责的是保密局北平站侦防组长谷正文、行动组长杨丕明及杀手段云鹏、崔铎、刘吉明等人，谷正文提出用定时炸弹炸毁何宅并由徐金戈负责现场指挥，徐金戈当场提出异议，认为此举属小人勾当，堂堂的国民政府怎么能干鸡鸣狗盗之事？这和抗战中惩处敌特汉奸的暗杀行动不是一回事。叶翔之似乎是第一次遭部下顶撞，顿时火冒三丈，当时要掏手枪毙了徐金戈，徐金戈自加入军统以来也没受过这种气，连戴笠都没有训斥过他，他哪会把叶翔之放在眼里？面对暴跳如雷的叶翔之，徐金戈只是冷冷地说：“叶处长，有话可以说，就是别对我比划手枪，不然先倒下的会是你。”
当时站长王蒲臣还在，他知道徐金戈的脾气，若是叶翔之真把手枪掏出来，徐金戈还真敢先发制人，他的出枪速度北平站的特工无人能比。王蒲臣那时已经接到撤离命令，他才不想在临走之前闹出大乱子，于是决定对双方进行安抚，并且撤销了让徐金戈参加暗杀行动的命令。
徐金戈后来才听说，这个暗杀行动最终还是执行了。一月十八日凌晨三时，段云鹏在锡拉胡同何思源住宅的房顶上，安装了四枚定时炸弹，四点五十分定时炸弹爆炸，何思源的二女儿当场被炸死，何夫人被击中四块弹片，受了重伤，而何思源本人仅受轻伤，送到德国医院治疗，几天以后，有消息传来，何思源已到了共产党的解放区。
通过这件事，徐金戈心里完全能得出判断，国民党的政权已经是民心丧尽，怕是无力回天了，他的心情很矛盾。
和谷正文发生冲突也促使徐金戈下了决心。昨天谷正文找他研究关于对北平的破坏计划和“密裁”②计划，按照国防部保密局制定的计划，国军在撤离每一座城市之前，要破坏掉发电厂、自来水厂、重要桥梁、隧道、军事设施等目标，决不能把完整的城市交给共产党。此外，在共军入城之前还要完成对在押政治犯的“密裁”行动。徐金戈对此感到厌恶，他对谷正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正文兄，我觉得政府这样做显得肚量狭隘，我们不是在和外国入侵者作战，为什么要使用‘焦土政策’？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有何必要采取这种极端方式？把北平毁掉，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嘛。”
谷正文却不以为然：“金戈兄，以妇人之仁是赢得不了战争的。”
徐金戈反问：“那么我们以毁灭城市为代价就能赢得战争吗？如果不是因为打输了，我们为什么要撤离？”
谷正文放下手里的文件夹，盯着徐金戈的眼睛说：“金戈兄，你的思想不对头啊，若不是因为我了解你，还真以为你是共产党呢，战争是什么？就是一种极端的暴力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民国二十七年，我们掘开花园口以水代兵，就是壮士断臂之举，以牺牲几十万民众为代价挡住了敌人，破坏了敌人的战略意图，你能说它没有必要？”
徐金戈反驳道：“那是对付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再说了，此举是否有必要还有待商榷，要是牺牲的老百姓比敌人还多，我看就是个糟糕的决策。”
谷正文终于发火了：“徐金戈中校，我提请你注意，请看看我肩章上的军衔标志，我在以上校的身份和你谈话。”
徐金戈冷笑道：“对不起，我还真没注意你的军衔，不过……戴老板还是少将呢，我和他说话也是这样，没办法，我就是这脾气，改不了。”徐金戈说完扭身走了。
尽管解放军几十万部队把北平城围得密不透风，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大战一触即发，可北平城内的老百姓却没有这种感觉，谁把谁打了那是本事，都不关北平老百姓的事儿，老百姓只管过日子。
孙二爷的鸟儿都是成对儿的，有一对儿画眉、一对儿百灵、一对儿黄鸟儿、一对儿蓝靛颏儿，这八只鸟儿分四个笼子装，文三儿一手拎两个。京城的养鸟儿人冬天遛鸟儿怕把鸟儿冻着，笼子上都蒙了蓝布棉罩，企图给鸟儿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住在蒙古包里，管他外边北风呼啸，反正蒙古包里温暖如春，还有吃有喝。文三儿对鸟儿们毫无感情，他只对挣钱有兴趣，要不是为了省一半住宿费，他凭什么伺候这些破鸟儿？在文三儿听来，百灵鸟儿的鸣叫声和癞蛤蟆的鼓噪声没什么区别，反正他妈的都是闹得慌，孙二爷这老东西纯属闲的，让他拉一个月车试试？准保没这么多爱好了。
清晨的太庙后河是遛鸟儿人成堆的地方，别看城外大军压境，北平城内闹不好就是一场血战，遛鸟儿人可不管那个，照样是迈着四方步，双手甩着鸟儿笼，嘴里哼着二黄优哉悠哉地溜达。
一个足有八十岁的老头儿坐在河边的石凳上给身边的人讲八国联军进北京的事：“……当时守前门楼子③的是皇上的禁卫军，那些弟兄个儿顶个儿都是高手，您想啊，没两下子能干得了禁卫军吗？我们一街坊当年是相扑营的，撂跤也算是把好手，摔起人来就跟撂面口袋似的，三五个人近不得身，就这主儿，想当禁卫军？门儿也没有，头一轮就让考官给刷下来啦，考官儿说了，就您这身三脚猫儿的功夫，可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当禁卫军的得是什么人？蹿房越脊如走平地，双手飞镖百步穿杨，十八般兵器搁手里就像使筷子，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您成吗？我们街坊当时就臊眉搭眼地不言语啦……”
文三儿正听得出神，冷不防身后有人拍了他肩膀一下，文三儿吓得一激灵，回头一看，原来是方景林，文三儿哈了哈腰以示尊敬：“哟嗬，是方爷，您这是……遛鸟儿？”
方景林说：“我遛什么鸟儿呀，我找你有事，咱们找个僻静地方说话。”
“可我这……回去晚了，孙二爷又该骂街了，他倒不是惦记我，是惦念他的鸟儿，这么说吧，这哪是鸟儿啊，是我和孙二爷两个人的祖宗……”
方景林不耐烦地催促道：“走吧，哪儿这么多废话？孙二爷要是问起，你就说我找你有事儿。”
文三儿立刻识相地闭了嘴，跟方景林走到河边的僻静处。
“方爷，您有什么话就问吧，凡是我知道的咱是竹筒倒豆子，我不知道的也没关系，我再去打听……”
方景林沉默了片刻说：“我想问问那天你见到罗小姐的详细情况，你仔细跟我说说。”
“我那天不是说过了吗？就这些。”
“我要你仔细回忆一下，罗小姐当时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的表情？她的每句话是怎么说的？屋子里的陈设是什么样？别着急，你慢慢说。”
文三儿仔细回忆着：“罗小姐那天穿了一件紫色的夹旗袍，表情还像平常一样，后来我把您的话告诉了罗小姐，哎哟……我想不起来那句话了……”
“我说，要多想想自己的亲人，亲人们都盼望着她能平安地回家。”
“对对对，就是这句话，我跟罗小姐说了。”
“嗯，她听后是什么表情？回答了什么？”
“她转过身子，对窗外小声说：”知道了，文大哥，你走吧……‘什么表情我没看见，罗小姐背对着我。我劝她跟我出去，说徐爷那儿由我去说，徐爷多少得给我点儿面子。后来罗小姐又说那幅画儿的事，这还用我说吗？“
“不用了，你说过了。”方景林望着天空，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叹道，“就这么走了？连一句话都没给我留下……”
文三儿就是再傻也听出来了，闹了半天方爷和罗小姐是相好？以前还真没看出来，要这么说，方爷肯定也是共产党了。文三儿感到很好奇，以前总听说共产党，就是没见过，这回总算是见到一个活的共产党，仔细瞧瞧也没觉得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文三儿觉得应该核实一下方景林的身份，便直通通地提出自己的疑问：“方爷，您是共产党吗？”
方景林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反问道：“你看我像吗？”
“看不出来，再说了，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那你马上就会看到了，解放军就要进城了，北平很快就要解放，到时候，你们这些穷苦老百姓就是新中国的主人，文三儿啊，这一天就要到了。”
文三儿疑惑地嘀咕着：“当中国的主人？您的意思是，我要当主人啦？”
“是人民当家做主，当然其中也包括你。”
“方爷，您别拿我打镲了，谁来了我也是一拉车的货，谁也甭拿话来甜和我，当老百姓的总得有人管，谁管都一样，都得自己挣饭辙，这几十年了，政府也换了几茬儿了，操！没多大区别，日本人再孙子还没想起发金圆券这损招儿，虽说吃混合面拉不出屎来，可也不至于扛着一麻袋金圆券买不着吃的，要让我说，甭管什么政府，都他妈一回事儿，您刚说了，共产党要来了，老百姓怎么着？噢，要当主人了，咱瞧着吧，我该拉车还得拉车，我还得奔饭辙，我什么主也做不了，不信您把我话搁这儿，要是说错了我改您的姓。”
方景林淡淡说了一句：“文三儿，你就等着看吧。”
徐仲尧来到保密局北平站以后，一直在冷眼旁观，此人不愧是个老牌特工，观察环境的目光的确很独到。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徐仲尧认为北平站的工作人员中，似乎只有一个徐金戈还是个人物，特别是他两次顶撞上司，拒绝执行有损道德的任务，表现出一种不唯上，堂堂正正、独来独往的性格。因此便有意识地接近徐金戈，先是徐仲尧做东，请徐金戈在“便宜坊”吃烤鸭。徐金戈过意不去，自然要回请，两人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特别是喝酒的时候，三两酒一下肚话就多了起来，两人各有各的苦闷，便借着酒劲儿一起发牢骚，谈得最多的是政府的腐败，蒋先生军事上的无能，年轻时怀一腔救国救民之志出生入死，如今却是小人当道，黑白颠倒。徐仲尧的谈话由浅入深，逐渐从时局的恶化谈到自身处境的恶化，他绕来绕去，总是有意无意地和徐金戈探讨有没有第三条路线可走，只差说出“能不能投靠共产党”这七个字来了。可就这七个字，不到关键时刻，徐仲尧是绝对不敢开口先说的。
徐金戈是何等人物？岂能听不出站长的弦外之音，但他故意不去迎合徐仲尧的试探，不是因为怕事，而是心里很矛盾。照理说，党国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作为一个正直的军人应该把自己的命运和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若是哪边得势就靠向哪边，不是男子汉所为，徐金戈鄙视这类随风倒的人。那次他对方景林表明的态度正是他的心里话——做人不能这样，这条船就算要沉没，我也没有选择，随它一起沉掉就是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徐金戈渐渐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怀疑，问题在于国民党政府实在是越来越糟糕了，它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民心，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到共产党一边。就徐金戈个人来说，从他拒绝参与撤离前的破坏计划和“密裁”计划那天起，便对这个政权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厌恶。他完全清楚，自己的言行早已被叶翔之、谷正文之流汇报到毛人凤那里，若是在以前，他徐金戈十个脑袋也搬家了，无论是军统还是保密局，决不会容忍来自内部的叛逆行为，你可以吃喝嫖赌，可以贪污腐败，甚至可以倚仗权势欺男霸女，却唯独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和拒绝同流合污的正直，否则，你的上司就会认为你不忠诚，有叛逆的思想苗头。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还能坐在这里喝酒，是因为毛人凤、叶翔之等人还没腾出手来，北平的时局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暂时顾不上罢了。
直到有一天在站长办公室里，徐仲尧终于向徐金戈吐露了心曲：“老弟啊，北平眼看就是共产党的了，从全站同仁的前途考虑，咱们也应该跟共产党打个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