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厌旧”的想法，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暴政的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时代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自己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最无情的讽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的话，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主人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狗。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特务头子，他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能够自始至终博得两个喜怒无常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缅任斯基领导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庞大行动，短短几年间就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因讨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转而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帮助斯大林给予托派以致命的打击，驱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国的行动就是他亲自实施的。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半是懊悔半是愤怒地谴责缅任斯基是一个“无耻的小人”，然而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却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于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去火车站迎接领袖。
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所罗门写道：“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列宁的反应是这样的——“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继续写道：“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这样的领袖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如同传单上写的那么纯洁和伟大。后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罗门一直没有返回俄国，尽管他同列宁关系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罗门的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任斯基会如此毕恭毕敬地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卖力地去提，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自己的忠诚。而列宁显然不是没有观察到缅任斯基的病体（以列宁的聪明和细心，哪会出这样的差错？），列宁是在故意考验这个部下的忠实程度。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其实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队伍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考验”与“被考验”的历程。领袖所任命的特务头子必须是“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罗门好心的提醒，简直就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缅任斯基帮列宁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领袖与克格勃头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彩镜头。也许连所罗门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提供的这个细节成了我们透视苏联社会制度时的一个深刻注释。
一九三四年，缅任斯基在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死于心脏病，只活了六十岁——剥夺数以百万计的人生命的特务头子，很难保持心脏的健康。此后，斯大林选择的特务头子比缅任斯基更加残酷、也更加忠顺，从亚戈达到叶诺夫再到贝利亚，他们的上台都得以消灭前任以及前任数以万计的鹰犬为前提。而斯大林的宠爱则是他们生与死的风向标。日丹诺夫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为丢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三天之后抓到了十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的沙发后面去了。”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列昂尼德·姆列钦评价说：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为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我们是钢铁战士”
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开创者。有人骂他是“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颂他是“神圣杀手”和“钢铁战士”。这位奉命组建“契卡”的元老级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中服刑达十一年之久，他比谁都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意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与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精力过人，可以持续工作几天几夜；同时，他又极其廉洁，虽然身居高位，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依靠面包和清水维持生命。有人说，他们是一群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们革命的方式可能有错误，但他们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过一件小事，后来这个故事成为几代少先队员们学习的教材。那是一九一九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姐姐家去做客，姐姐知道他想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他脱下大衣，坐下来要吃时突然问道：“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他抓起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我不认为捷尔任斯基的行为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捷尔任斯基扔软饼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真诚，还是出于对某种制度非理性的竭力捍卫呢？我倾向于后者。如果说一种制度要以剥夺亲情和戕害人性为代价，那么它的合理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说一种制度连让居民吃软饼的权利都不能保障，那么它宣扬的高调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呢？
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尼·雅科夫列夫曾经在政治局工作，并领导了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复名誉的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洞悉了专制制度疯狂运转的秘密，他认为其动力来自于人类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他写道：“要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就应当知道关键性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顾。他们抓住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一千五百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捷尔任斯基们从来都要求别人作出牺牲，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卑劣的手段能够达到崇高的目的。
当喀琅施塔港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之后，捷尔任斯基迅速下令说：“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在这样一个拼命追求权力的变态狂面前，普通人的生命仅仅是一堆没有具体指向的统计数据而已。紧接着，“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的命令也由军方发出了。
历史选择了捷尔任斯基担任绞肉机的总设计师。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中央发去一份声明：“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声明直接地指出：“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捷尔任斯基立即消灭了这群说真话的部下。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随着三十年代的到来，绞肉机以更高的效率运转起来，“古拉格群岛”遍布在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里。数千万人成为无名的囚犯，数百万人成为隶属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对这些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管理者们的选择感到困惑：“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兹贡却找到了答案。拉兹贡曾经在铁窗后度过多年，他写道：“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与之相似，科学家瓦尔加院士曾经对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加斯说：“正派的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进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而这恰恰就是领袖与特务头子共同的目的，他们需要一只为数众多的“钢铁战士”组成的特殊队伍。在恐怖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苏联社会，只有成为一个“钢铁战士”才能获得权势、金钱和荣誉。同时，宣传机构也赋予“钢铁战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从少先队员的誓词到入党的效忠，都在鼓励人们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忠实的螺丝钉。领袖却在克里姆林宫阴暗的角落里狞笑。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们却被迫匍匐在这些“钢铁战士”的脚下呻吟着。
“没有拿不到的供词”
亚戈达是第一个被处死的特务头子，他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说的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实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