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一些诸如“他在公司里面是不是很霸道”、“公司人事的任免流程是怎样的”、“他有没有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一类问题。这一次就更加严厉，招招都是涉嫌经济犯罪的要害环节，最后还要被调查者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公司没有柳传志行不行？”这样一来，就让成团的迷惑弥漫在公司高级经理们中间。人人都在私下传递一个可怕的消息：“柳总出问题了！”
柳传志平生遇到的危机无数，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叫他痛苦和紧张。他觉得委屈，不得不用全神贯注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让他讨厌的事。当他知道中国科学院的高级领导们将召开会议讨论联想的问题，立即写了一封信，要求做“一个书面发言”。在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做了一番辩解之后，柳传志摆出了与倪光南势不两立的姿态。“我和倪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了，我无法再和他一起工作。”他写道，“作为总裁，我将向董事会提出免去他总工的职务，同时请院领导考虑免除他联想集团和香港联想董事的职务。”
柳还在“书面发言”里提出，希望调查组能够给他一个申诉的机会。后来他果然如愿。根据当时记录，对于其中一些关键问题，柳传志与调查人员之间的问答如下：
关于“为什么由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贷款500万美元给吕谭平等人扩股，使他们得到好处？”
柳传志说：
1。 香港联想原来有三家股东：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三家股份是相同的，各占33。33％。在当时，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我方是大股东和香港导远是小股东的问题。
2。 1993年香港联想扩股一亿港币，技术转让公司不打算参加。他们让出30％，其股本将由33。33％降为3。33％。当时，如果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都愿意占有这部分股份的话，他们的权力是相等的。（因为他们的股份相同）所以，他们应该对分这30％的股份。北京联想占48。33％，香港导远占48。33％。此时，柳提出：如果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扩股筹资有困难的话，北京联想可帮助解决。但北京联想所占的股份应大一些，可占到20％，而香港导远可占10％。吕谭平表示同意。后来成了北京联想大约占53。33％，香港导远大约占43。33％的局面。这时候，北京联想一方才开始成为大股。也就是说，北京联想成为大股东（53。33％）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贷款给吕谭平，否则大家是相同比例。
3。 如果北京联想不愿贷款给香港导远，他们可让出5％的股份去向任何一家银行或投资公司筹借扩股资金（凭当时香港联想的声誉，这是极容易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的股份比例将是北京联想48。33％，香港导远43。33％，某家外资银行5％，中国技术转让公司3。33％，对北京联想又有什么好处呢？
关于“决策不民主，公司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经总裁办公会讨论”的问题。
柳传志说，没有与倪总商量就给他配副手，做法上欠妥，忽略了应事前商量。要在董事会章程建立后，制定总裁室的决策程序，有事多商量，发挥总裁室的作用。
关于“用人不当”的问题。
柳传志说，上百名干部中用错了四五个，这还算多吗？大家对李勤有意见，可只有他严厉地批评过李勤，别人都不说话。
关于“过于集权，大家都不敢表示不同意见”的问题，
柳传志说，他是能接受意见的，如果有好多人这样认为，他应好好考虑一下。
公司的高层经理几乎全都站在柳传志一边，这促使调查组接受了柳传志的解释，把这一事件的性质归结为“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涉嫌经济问题的对抗性质由此化于无形。这一调查报告经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审议通过，我们择其要点记录如下：
（1）在香港联想股票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
（2）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
（3）关于联想的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
（4）“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为了发展联想软件事业，根据汉字系统在市场中的实际状况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
（5）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在就事论事地做出这些结论之后，调查组还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表明立场：
我们认为在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的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地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根据，与事实不符。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65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4）
柳倪之间发展到势不两立，让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左右为难。他曾试图采取“和稀泥”的办法维持二人的关系，但是每一次都不成功。很多年以后，他与本书作者有如下一段对话：
凌志军：看来这件事是再也拖延不下去了？
周光召：对。再拖延下去，柳传志也不干了。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选一，要么选柳传志，要么选倪光南。我当时的想法是，科学家的人数相对于企业家还是多，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柳传志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有潜力向前发展的企业家。在二选一的时候，我只能选他。倪光南是个不错的科学家，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
凌志军：你当时认定这是工作上的分歧，而不认为柳传志有经济方面的问题？
周光召：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由工作分歧引起的。我不赞成倪光南把这些事情提高到那样的问题，因为我看不出来柳传志跟香港老板的关系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公司大局还是从事实本身的曲直来说，倪光南全都处在不利地位。他输掉了这场对抗，而且输得很惨。1995年6月30日上午，董事会把公司200个干部召至六层会议室，周光召派李致洁来宣布中国科学院的调查结论，曾茂朝则以董事长的身份宣读董事会的最新决定。此决定后来存入公司档案，编号为“联董字（95）001”：
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没有人能料到事情竟然这样收场。会场气氛紧张，个个睁大眼睛，表情肃穆。主席台上只有两个位子，李致洁主持这个艰难的会议，曾茂朝宣布这个艰难的决定。公司的高级领导全都在下面聆听。柳传志和倪光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目不斜视。李勤终于让自己定下神来，站起来说了句话：“对于公司出现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的痛心和遗憾。”曾茂朝则对科学院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后提出的处理意见”表示拥护。还说，“这是出于不得已的一种取舍，是我们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取舍对联想集团今后的顺利发展，无疑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柳传志在会议之前已经获知自己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他的讲话本来就富有激情和个性，而这又是其中最具有感染力的篇章之一：
感谢院调查组为我的问题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给了我一个清白的结论。
自1984年开办公司以来，我们经过的风暴无数，本来面对着用心血凝铸起来的联想大厦，创业者们应该感到欣慰，并为互相的友谊和信任而感到自豪。然而正当公司高速发展、格外需要领导者精诚团结的今天，出了现在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在去年3月份总裁室开工作会的时候，在倪光南同志把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和他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是联想大厦的基石，希望他能够为了联想的前程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这封信，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当时真是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于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想起当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我们的汉卡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公司上下近乎疯狂的喜悦；我想起1989年元旦，全公司的大会上我带领北京联想的全体员工遥望南天祝愿倪总在香港开发286主板获得成功，那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我不知道老倪是否还记得当发现QDI的芯片在主板上不能使用急得嗓子都哑了的样子？是否还记得1988年的春节联欢会上总裁室全体在舞台上互相调侃引起的欢笑？这一切在我都是刻骨铭心的。
柳传志说到此处开始抽泣。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在他们的眼里，老板始终是个硬汉形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流眼泪，甚至完全不能想像这样一个人的感情大厦也会有崩塌的时候。
柳传志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把话说完。他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实在没有做出对不起倪光南的事。他说自己每当新的公关部长就职时，就会提出明确的要求，“公司只宣传倪总。”他从来不肯在公开和私下说一句对倪总不利的话，而在倪光南和其他人的冲突之中，他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说：“如果再和倪总发生矛盾，不论什么事情都是你错。”他说他看到“这个同志点头的时候，两眼含满了委屈的泪水”！但他还是“硬着心肠”站在倪光南一边。又有一次总裁室决定让副总工程师曹之江去做总工程师办公室的主任，倪光南刚刚表示不满，他便立刻收回成命。他还第一次告诉大家，他把科学院奖励给自己的一套住房变成了“科学院奖给倪总的”。在叙述了这些事情之后，他试图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的可悲之处是把和他的关系的位置估计得过高，而不敢想像和其他同志一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66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5）
当着公司全体干部的面，也当着倪光南本人，柳传志坦率地承认，他曾经为两人之间的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但是到了最后，“我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因为“我逐渐明白过来，倪光南把矛盾升级到了向院领导告状，把矛盾的性质逐渐推到了一个对抗性领域”。
倪光南主攻方向在香港联想方面，而在柳传志的陈述中，这恰恰是自己最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一个领域：
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著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文化背景、世界观、管理方法都不同，所谓优势互补是瘸子要肯给瞎子指路，而瞎子要肯背瘸子，要做到这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在处理问题上要公平公正，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我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为是以我坦荡的胸襟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坚决，注意反复沟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的艰难。另外，“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的观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倪光南和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研究开发中心的指导思想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扩展到了方方面面。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从去年到今年，两次若干个问题，当倪光南同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