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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方面抱怨苏联：在1942年由共产国际出面反对南斯拉夫成立临时革命政府；1943年11月南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后苏联仍长期承认伦敦的流亡政府，不承认铁托领导的南全国解放委员会；战争后期苏军追击德军经过南斯拉夫东北部地区，某些苏军官兵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未得到妥善处理；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战后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苏联没有全力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苏联时而主张时而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苏联企图通过成立合营公司和合营银行控制南经济等。苏联方面则指责南斯拉夫：准备派兵进驻阿尔巴尼亚，企图把它并吞；在对外政策上自行其是，不与苏联协商；苏联派往南斯拉夫的军事专家和文职专家处于敌对气氛包围之中；南斯拉夫国内有反苏情绪，苏驻南人员受到南公安机关的监视；南共内部混入了外国间谍等。
1948年初，苏联加紧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
2月12日迫使南代表团签署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议定书。
2月底，苏方推迟了与南斯拉夫的贸易谈判。
3月18日苏联撤走了派在南斯拉夫的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次日又撤走了一切文职专家。以后在苏南两党和两国领导人的往来信函中，南方作了种种辩解，苏方则坚持原来的指责，并列举了新的“错误” ，决定要召开情报局会议来讨论和处理南斯拉夫问题。南共中央全会决定不参加情报局会议，并处理了党内赞同苏联意见的中央委员茹约维奇和赫布朗。
1948年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决议指责南共领导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不正确路线”，对苏联和联共（布）采取“敌视的态度”；抛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抹煞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否认国内资本主义成分滋长的事实，无视农村的阶级分化，走上了“民粹党和富农党”的道路；责备南共领导修正了马列主义的党的学说，把党溶化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中，“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党变成一个“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组织” ；由此断定南共领导已走上“背叛劳动者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转向民族主义的立场”。决议号召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取代现领导，建立“国际主义的新领导”。
1948年7月21～28日，南共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有党员4682万人，预备党员416万人。
针对情报局的种B种指责，代表大会在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用事实进行了驳斥。接着各共和国的党也先后召开代表大会，贯彻五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为了消除情报局指责的口实，南共中央在1949年1月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基本任务的决议》，以政治运动的声势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加紧推行合作化。
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清洗情报局分子的运动。凡是赞同情报局决议的人，都作为情报局分子开除出党和开除公职。据统计，由于情报局事件先后被开除的党员有49496人，受其他惩处的有31，142人。情节严重的人，作为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刑事犯，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关入亚得里亚海上裸岛和格尔古尔岛劳改营。这样的人共有16，312人，其中有十月革命参加者2人，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战士36人，战前入党的党员268人，“1941年游击队纪念章”
获得者1673人，现役官兵2300人，内务机关工作人员1618人，联邦和共和国的部长23人，部长助理99人，联邦议会代表36人①。
除了南共中央委员斯。茹约维奇（当时任财政部长）和安。赫布朗（当时任计划委员会主席，曾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书记）赞同联共（布）的意见外，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长阿。约万诺维奇上将、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布。佩特里切维奇少将、炮兵学院的弗。达普切维奇上校也拥护情报局的决议。他们三人相约在1948年8月12日晚准备偷越国境逃往罗马尼亚，结果约万诺维奇被民兵巡逻队击毙，其他两人先后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此外，在苏联高等军事院校进修的南斯拉夫军官有一批人拒绝回国，在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使领馆人员和留学进修人员中也有部分人拒绝回国，这些人的总数约有400名。
情报局决议公布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政治围攻，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南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但坚决顶住压力，绝不屈服。
1949年11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决议断言，南共领导已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背叛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在南斯拉夫已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反共警察国家制度”，因此，（ 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历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9页。）
1941年6月南共五届四中全会已发现在反对情报局分子的斗争中，有过火的违反法制的现象，要求加以纠正。
192年8月30日《政治报》报道，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乔西奇已提出了《恢复名誉法》草案，要求为情报局事件和其他政治事件中受到迫害和长期监禁的人恢复名誉并给予赔偿。
“反对铁托集团这帮受雇佣的间谍和杀人犯”
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批判和制裁南斯拉夫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清洗本国内部的“异端思想”。苏联批判了文艺界和科技界的“世界主义”。东欧国家制造了许多起大案和要案。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某些党政领导人，以“铁托分子” 、“英美间谍”、“坚持民族主义错误”等罪名而受到审讯，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长期监禁。
南斯拉夫在极端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探索社会主义自治的道路。
…
第二章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
一、解放前的社会经济概况和意大利法西斯入侵阿尔巴尼亚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古老民族，曾长期遭受罗马、拜占庭、斯拉夫人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1912年获得独立。解放前，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一个罕见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由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在阿尔巴尼亚没有发展起来。
本世纪20～30年代，阿尔巴尼亚经济还处于小工场和手工作坊阶段。意大利占领前的1938年，全国432个企业和作坊中，小作坊就占88％以上。同年，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8％，工业和建筑业占国民收入的B44％。
B解放前的阿尔巴尼亚虽说是个农业国，全国农业人口占87％，农业占国民收入的924％，但整个农业却十分落后，广B大劳动人民遭受着深重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他们依靠木犁之类的粗笨工具，从事着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劳动。旧阿尔巴尼亚长期是一个严重缺粮的国家。
旧阿尔巴尼亚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十分落后。当时，全国人口的84％以上是文盲，全国80％的农村连一所小学都没有，只有6个城市开办了11所中学，全国没有一所高等学校。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阿尔巴尼亚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封建宗法制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大封建家族各霸一方，占地为王；彼此间互不往来，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他们相互争斗不休，血仇连绵，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而20～30年代索古推行的恐怖专制政策，镇压一切民主进步运动，取缔所有民主团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
长期遭受异族统治和占领的苦难经历，锤炼了阿尔巴尼亚民族，但千百年的封建割据和封闭生活方式，形成了狭隘、执拗和地方主义心态；封建宗族专制和索古反动统治，更使阿尔巴尼亚人民缺少民主的熏陶。这一切可说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天不足”。
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当时国外因素所起的消极作用。
本世纪初，列强和周边国家在企图占领和肢解阿尔巴尼亚的同时，开始向这里进行渗透，控制了它的许多经济部门，租借土地多达全国面积的23％。
20年代后期，索古上台，他对外投靠意大利，使意大利迅速控制了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甚至开始向阿尔巴尼亚移民和派驻军队。
所有这一切为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创造了条件。
1939年4月7日凌晨，意大利出动4万军队，分乘137艘舰船，在60架飞机的掩护下，在阿尔巴尼亚登陆；4月8日，占领地拉那，索古逃往国外。从此，阿尔巴尼亚历史进入了反对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
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阿尔巴尼亚相继出现了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它们是：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火焰”小组和“青年”小组。
1928年8月，在莫斯科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当时，阿尔巴尼亚国内的各共产主义小组在思想、理论和组织等方面尚不成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和错误。它们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并且流传着不少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著作；有的小组还混进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派分子，有的甚至被他们占据了领导地位。这些小组为取得全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陷于无原则的斗争。
30年代，共产国际决定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起初，它曾考虑由意大利共产党来帮助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建党，但由于意大利法西斯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并且两国共产主义者所处环境相距甚远，于是决定改由南斯拉夫共产党来完成这一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意大利法西斯占领整整2年半以后，于1941年11月8～14日在地拉那秘密召开了建党会议。
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和“青年”小组各派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科尔察小组的代表中有恩维尔。
霍查。应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的邀请，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代表米拉丁。波波维奇①和杜尚。穆戈沙②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选举了由7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但是，临时中央委员会没有产生书记，只指定霍查主持中央的工作（1943年3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
第二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诞生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
一、人民民主政权的诞生刚成立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认为，法西斯占领者与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此外，地主—资产阶级已经成了占领者的社会支柱，因此，必须在主要解决民族矛盾的同时解决剥削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这基础上，它制定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为争取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民族独立，为在摆脱法西斯统治以后的阿尔巴尼亚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斗争。为实现这一目标，它提出要发动和领导人民，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最后通过总起义解放全国，建立人民政权。
（①米。波波维奇，曾任南共中央候补委员，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委书记，1941年11月后任南共中央驻阿代表，1944年9月离阿回国。
②杜。穆戈沙，曾任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委委员，1941年11月后任南共中央驻阿代表，1944年4月离阿回国。）
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1年11月～1943年7月）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总起义作准备的阶段，重点是发动人民，组织游击武装。
1942年底，全国已有20多支游击队，200余人。
1943年4月，根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开始组织正规的游击营。
第二阶段（1943年7月～194年11月）
是通过总起义解放全国的阶段。
1943年7月10日，成立了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斯皮洛。莫伊修任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