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制作一种新的晨间节目，按照《今日美国》的调子来。我们没有产生很大兴趣，因此没有同意。两个星期后，他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炒掉了。
？ 拉里·格罗斯曼，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任总裁，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制作符合《今日美国》品味的节目。我怀有戒心，因此没有同意。那个节目叫“美国年鉴”，由罗杰·马德和康妮·张主持，结果失败了。后来格罗斯曼被解雇了。
？更早以前，《今日美国》才只有一年历史的时候，我在迈阿密州的朋友德里克·丹尼尔斯刚刚离开《花花公子》；还有吉姆·贝娄斯，他因为制作“今晚娱乐”节目十分成功而赢得很大名声。他们来见我，谈起了《今日美国》电视节目的事情，我对他们的方法很有兴趣，但是因为那份报纸刚刚开办不久，再办电视版的时机不成。
我对丁克尔谈起《今日美国》电视节目的事情，他说：“那不是我拿手的事情。我是制作现实节目的。”但后来，他提出建议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在这方面是顶级高手，他与国家广播公司的合同明年就到期了，也许到时可以找到他，这个人名叫斯迪夫·弗里德曼。”
我知道那个名字，也知道他名声很大。
“他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广播公司呢？”我问。
“因为他再也不想干‘今日’栏目了。他已经干了10年。而且跟我一样，他也很想赚大钱。斯迪夫在国家广播公司分不到多少钱，他们能够做的只是提高他的工资，一年提高5万或者10万，但这个数字显然不是他想要的。”
我告诉丁克尔，要他想办法跟弗里德曼接触，看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20分钟后，我打电话跟我在《南达体育》的伙伴汤姆·布洛科联系，他在国家广播公司工作。
“汤姆啊，跟我讲一讲斯迪夫·弗里德曼的事情吧。”
“你个婊子养的！你也想挖走他吧？”
“是他在‘今日’栏目中把你捧红的吧？”
“那倒不是。”布洛科说，“是我自己把自己捧成明星的，但是，他当然是个能干人。”
“说真的，他这人到底怎么样？”我问。
“他是最棒的。他是能够找到的最棒的人了。可是，请把你的爪子拿开。”
第二个星期，我们与弗里德曼见面，又是在我们设在沃尔多夫大楼的套间里面的封闭阳台里见面──丁克尔、克雷、麦柯金戴尔和我。
我对斯迪夫的第一印象：
？ 过于自信，为人粗鄙。
？ 外表邋遢。
？ 跟丁克尔正好相反。
但是，弗里德曼对达成交易兴趣很大：“一份了不起的报纸。我们会把这份报纸弄到无线电里面去，直冲云霄。我们会为电视业带来一场革命，就像你们在报业爆发一场革命。”他的声音尖厉难听。
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GTG在东边能够做出来的事情，跟它在西边能够做的事情之间有很大差别。
“在西边，格兰特在电视剧方面无论做什么事情，在我们这边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今日美国》弄到空中去，节目就必须在风格和方法上适合报纸。我们并不想把名声很响的报纸的名声毁掉。”
斯迪夫反驳：“我也不想让报纸毁掉我的名声。”他的自大意识比我接到的警告还要严重，结果这就成了大问题。
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聘用这样一个人，说得太多，没有实质内容。但是，我尊重丁克尔和布洛科的判断力，而且我觉得格兰特能够控制这个人，因此我们达成交易。
我犯的最后一个大错
我们现在就算进入一流的演艺业了。
两个合伙人极受人尊敬并且名声极高，丁克尔和他极有创意的手下都到了著名的库尔佛城──我们自己的影视中心， 弗里德曼在东边拍摄《今日美国》和其他一些现实节目。加内特公司一举进入电视片制作行业，这在媒体引起很大反响。
在接连15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对这个项目保持放手政策。无论做哪一种新的冒险投资，这种做法都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尤其是跟《今日美国》关系如此密切的一个项目。作为公司董事长，那是我犯过的最后一个大错。
但是，我已经做出过承诺，只出钱，不管事。我对格兰特的管理技能寄予了太大的信任，对斯迪夫的名声也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对那些电视节目的宣传和销售工作耸人听闻。节目播出之前，已经签署了156家电视台，对于第一次做辛迪加节目的新成立公司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1988年9月12日，全国人民都在等待《今日美国》的电视节目。
结果十分糟糕，全国各地的评论家骂声一片。
汤姆·肖尔斯是《华盛顿邮报》的辛迪加评论人，他写道：
“结果，电视史上吹嘘得最厉害的所谓信息娱乐节目里面既没有信息，也没有娱乐……有原声摘要播出，有原光照摄内容，有新闻节目，一切都有，就是没有蚊子咬的内容，这种节目最后会把自己烦死。”
我已经习惯于《华盛顿邮报》针对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的疯狂攻击行为。但是，这次却不同了。这次说得正对病症，我自己也是这么看的。
节目开张的那天，我请丁克尔、弗里德曼和克雷共进午餐。斯迪夫看到一致的消极反应后大吃一惊。在大约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游移于谦逊的边缘。
格兰特请斯迪夫注意媒体批评。放慢节目，让它有更多实质性内容。这是丁克尔第一次真正涉及节目内容，他过去一直愿意让斯迪夫放手干。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一直在看下午4点30分的节目内容，看他们如何从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的影视中心到电视台。之后，我会跟弗里德曼见面，并提出一些反馈意见。他听我说话，但还是只按他自己的意思干。
最后，我放弃了自己轻言细语的建议方式，直接采取行动了。9月28日，到节目开播的第三个星期，我给弗里德曼写了这么一封“情书”：
斯迪夫：
看在老天的份上！今晚的节目你实在是弄糟了。你对事情先后顺序上的编辑判断臭极了，本来可以得甲的东西，被你弄成了乙。
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我已经极耐心地对你说过好多次，节目要求有传播性、时尚感和新闻内容。
＇别再＇轻手轻脚了。今晚之后，你得用棒球棍敲敲自己的脑袋（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这么一样东西），要么就用我的大锤吧……
我标上“重要内容”后寄了一份给格兰特·丁克尔。
斯迪夫拿到备忘录后打来电话：“嗨，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希望称呼我为弗里德曼先生，而不是斯迪夫。”他总说俏皮话，他总在关心自己的名声，从来都不理解别人的意思。
弗里德曼明显长于管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对新事物却不能适应。因为他在国家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中的成功，他就相信自己真是名副其实的天才，结果不是。
再见，斯迪夫
最后，丁克尔让弗里德曼和他别出心裁的管理风格一起走人。我们拿出一个大价钱来分手：约100万美元。斯迪夫自由了，他可以去干自己认为是天才干的任何一件事情。
由于我们已经显出笨拙的样子，结果丁克尔、克雷和我达成一致，由加内特公司对《今日美国》电视节目进行控制。约翰·奎因当时是报纸的总编，他也参加了这项拯救行动。
这样一来，丁克尔就可以一门心思去弄他西边的GTG了。
虽然GTG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头三个电视节目失败了，但是，第四个节目《护滩使者》却引起广泛注意，并且被搬到了国家广播公司1989年黄金季节的黄金时间段里播出。
在电视剧制作当中，所有者只需要在5个左右的节目当中成功一个就可以翻身了。因此，丁克尔的风格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翻身。
《今日美国》电视节目在斯迪夫离开后继续进行，消除了原来的管理混乱，去除了原来节目中不合适的内容，使其得到挽救，不然最初几个月就有可能夭折，这个节目更多地反应了报纸明亮、轻快和乐观的基调。
无论输赢，那个节目展现出来的新的领导风范看来正在起作用，它体现了我作为董事会主席退休之前最后说出来的警句和明示，哪怕说得有些晚：
“宁可让我们为之自豪的节目失败，也不要因为想在得奖游戏中获胜而使我们为之感到羞愧。”
这期间，加内特董事会和新的一届领导层已经显示出，他们有耐心，也有很深的钱袋子，这通常是获胜的优良组合。
有话直说：过早缩减新投资的损失无异于自割喉咙。
善待女性与少数团体
因为开国之父中没有黑人，也没有妇女……对这两种人来说都是不幸之事。
──纽约州前美国众议院议员谢雷·克里斯霍尔姆
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儿时造就的，假如我们留心观察的话。
童年有欢乐，也有伤害；有它的战斗，也有战斗留下的伤痕；有它的爱，也有它的艰辛；有它得胜的时候，也有它失败的时候。
童年的一切都像丝线一样织入成人时期的性格。
它们构成我们成功的秘密，也构成失败的秘密。
童年生活形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哲学基础。
我早年就已经得到了偏见和固执的教训。
12岁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歧视的巨大痛苦和不公。
我看见自己的母亲工作更长时间，干更累的活，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更少，她是为了养活两个儿子，但一家之长偏偏都是男人。
我小的时候护着母亲，因此打小就一股怒气，成人之后就把这股怒气发泄到与所有形式的偏见作斗争中。我坚信，对待所有人都应该平等，而不仅仅是那些有能力控制它的人。
作为一个聪明的学生，我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吸取了终生的教训。
我利用媒体的力量支持自己的朋友，打击自己的敌人，我一直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是古老而受人尊敬的一门艺术。
很好玩，很刺激，但完全是不公的。
那件事情发生得很早，因此就能够想办法纠正自己的行为，从而使我把全部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一项活动中去，那就是要与自己小时候干过的带有偏见的新闻报道行为作斗争。
我到现在还在努力，要把自己的教训告诉我的一些同事，因为他们还在搞那些“圣屎”新闻。
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长的。
我希望我们活在人世的时候，不要看到一件事情发展到报纸上所描述的那般糟糕的程度。
──威尔·罗杰斯
一、善待女性与少数团体
艾尔·纽哈斯给20世纪80年代的“机会”一词赋予了新的意义。
──罗萨琳·卡特，
前美国第一夫人
我小的时候在南达科他州长大，当时，没有人会因为性别歧视而感到羞耻，就连联邦政府也公开搞性别歧视。
弗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劳动进步管理局，目的是要为大萧条时期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挣面包钱的机会。那个劳动进步管理局公开张贴如下报酬标准：
？男人──每日5美元。
？妇女──每日3美元。
在南达科他州我生活的那个地区，劳动进步管理局的老板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根本就不聘用妇女。
我母亲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受性别歧视之害的妇女。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偷懒的男人靠在劳动进步管理局为他们提供的铁锹上混日子，每天也拿5美元。而我母亲却只能去当洗碗工，每星期劳动6天，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每天只有1美元，晚饭之后还得替人洗衣服。
南达科他州看上去也许不像是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基地，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两种歧视都存在着。当时之所以没有引起别人注意，不像种族歧视情况十分严重的南部省份，那是因为南达科他州人口很少，受害者也不尽相同。
在南方，许多白人的誓言是要让“有色人种”留在种植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