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小芬刚要说话，值班室的大叔在一楼大厅往上喊了一嗓子：“蕾主任，这儿有您的快递。”
蕾蓉缓步走下楼梯，对着值班大叔温和而又严肃地问：“办公室没有和您讲过吗？研究中心内要保持安静，不许大声喧哗。”
值班大叔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蕾主任，我听见你们在上面楼道里说话的声音，就喊了一嗓子，下次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蕾蓉点了点头：“快递在哪里？”
值班大叔一指站在大厅门口的快递员，那小伙子穿得跟《七龙珠》里的超级赛亚人似的，工作装的口袋都往外翻着，头发像被谁拔起似的一撮撮向上，远处一看以为后脑勺藏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蕾蓉走上前去，快递员递给她一个纸盒子和一支笔：“你签收吧。”
蕾蓉拿起纸盒看了一眼，也许是门厅光线不佳的缘故，看不清发货人的地址和姓名。唐小糖却不知怎的，突然从她肩膀后面探出个脑袋来：“姐姐，这纸盒上的字怎么和昨天那个纸盒上的一模一样？”
蕾蓉仔细看了一下，虽然字迹有些模糊，但确实与昨天那个盛着颅骨的纸盒上的字迹相仿。她立刻把纸盒放到传达室内，给刘思缈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情况，刘思缈听完，说自己马上就过来，让蕾蓉先扣押那个快递员。等蕾蓉从传达室出来，快递员迎面就嚷嚷道：“你签不签收啊？我还有好多快递要送呢。”
还没等蕾蓉说话，旁边的马笑中一指靠墙的那排长椅，对快递员厉声道：“给我老实点儿！去！那儿坐着去！”
这气势，这口吻，快递员一下子就被镇住了，乖乖地坐到长椅上。
“有案子？”马笑中走到蕾蓉面前，低声问，其实，敏锐的嗅觉早就给了他答案。
蕾蓉说：“跟昨天一样，快递了一个包裹过来，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
“你在这里等思缈，给我找个空房间，我先突审一下送快递的那小子。”马笑中说。
值班大叔给马笑中找了个空房间，让他突审去了。
门厅寂静得仿佛突然陷入了午夜。蕾蓉站在宋慈的铜像前，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唐小糖看着她，神情充满了忧虑。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异常急促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蕾蓉还没来得及旋踵，大门已经被推开了，只见刘思缈带着几个十分精练的便衣警察走了进来。蕾蓉一指传达室，刘思缈身后的一个警察马上蹲下身，打开一个手提箱，从里面拿出一个乌兹冲锋枪似的东西，用连接线与一个巴掌大小的黑匣子接在一起，然后将“冲锋枪”的银白色定位探头指向那个纸盒子……
“这是在干什么啊？”唐小糖走到蕾蓉的身后，低声问道。
“摩尔危爆物品探测仪。”蕾蓉回答道，“探测包裹里有没有爆炸物——忘了‘埃尼尔原则’了？”
唐小糖不禁哆嗦了一下。
这时，手持探测仪的警察转过身，朝刘思缈摇了摇头。
这就是说：排除了包裹内有爆炸物的风险。刘思缈立刻戴上塑胶手套，轻轻地拿起那个纸盒子观察起来。很多刑警会忽视重要证物的外包装，而刘思缈从来不会犯这种错误。给证物“打包”的犯罪分子往往有四种心理：一是有忏悔之意，比如给奸杀的少女遮盖上衣服；二是成就某种仪式感，比如变态杀人狂用保鲜膜包裹尸块后冷冻；三是割断证据链，比如二十世纪初盛行的“行李箱碎尸案”，利用铁路运输将被害人移送到远离犯罪现场的地方；最后一种最为狠毒，是要将挑战警方的行为“正规化”，比如眼下快递的包裹……而这四种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留下犯罪分子的指纹、毛发，所以，“就算是掩埋尸体的土，也要一粒粒地勘察”成为刘思缈不变的信条——在蛇影湖碎尸案中，她仅仅通过编织袋拉锁上的半个指纹就锁定了真凶。
然而，现在，她一无所获，看不出这个包装盒上有什么更具价值的信息。她把盒子交给一个警察：“提取一下上面的指纹。”然后问蕾蓉：“那个快递员在哪里？”蕾蓉说：“马笑中正好在这儿，就把他带到小屋去突审了。”刘思缈脸色顿时一沉：“他一个片儿警，懂什么突审，捣乱！”蕾蓉知道她就是这么个脾性，淡淡一笑。这时，几个便衣已经找到了马笑中突审的房间，将那快递员带了出来，快递员一见他们，吓得浑身筛糠似的哆嗦，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是个送快递的，我啥也不知道啊！”刘思缈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身边一个便衣将他重新带回那小屋子继续审讯了。
被赶出来的马笑中倒是大大咧咧地上前，和刘思缈打招呼：“刘处，好久不见啦！”
“做好你职责范围内的事，不要越俎代庖。”刘思缈冷冷地说。
“是！”马笑中“啪”地敬了个礼，然后嬉皮笑脸地说：“其实，作为底层民警，对重大刑事案件进行初筛，也是我的职责，您说是不是？”
明明是“基层”，偏偏被他说成“底层”，这话就成了钩镰枪。蕾蓉连忙打圆场：“思缈，老马也是一番好意——你刚才突审出什么了吗？”
马笑中摇摇头：“我一直吓唬他来着，说你小子介入重大犯罪活动，马上就会来一个心狠手辣的女刑侦队长，不问青红皂白就给你上刑，那刑具都是高科技产品，弄得你死不了活不成的……”
刘思缈茫然地回过头，看了看一班手下拿着的各种刑事鉴识器材，方才明白：那快递吓得直哆嗦是看到了这堆“高科技刑具”，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很短的时间，负责审讯的刑警走出小屋子向刘思缈汇报：“那小子好像走路撞到鬼了，怕得不行，所以交代的也很痛快，说是个戴着墨镜、长着一脸大胡子的人早晨用平实路的公用电话亭叫的快递，约好今天上午9点半就在电话亭见面，交给他一个纸袋，说是工艺品，让他用快递公司的纸盒包裹，付了快递费，并安排他在下午送到研究所来，其他的他就一概不知道了——看上去不像说谎。”
“看上去不像说谎”这个感觉得到了在场者的一致认可。
“这个大胡子的相貌有什么特征吗？”一直沉默的郭小芬突然问。
“有两个。”负责审讯的刑警伸出两根指头，“一个是他戴着手套，另外一个是他说话的声音似乎有点尖细，不男不女的，这让那个快递员感觉很好笑。”
如果大胡子戴着手套，那么尽管收信地址是他亲笔写的，包装盒上也不可能留下他的指纹了。但是一个雄性激素如此发达、以至于满脸大胡子的人，为什么说话声音却“不男不女”呢？这当然很容易让人想到“化妆”这两个字，可是化妆和声音的反差如此之大，很容易被人注意，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让人关注到自己“化妆过”这一事实呢，郭小芬百思不得其解。
刘思缈思忖了一下，对警员道：“你带那个快递员去一趟平实路，让他指认一下那个电话亭，在附近察看一下有无摄像监控，如果有，联系有关方面尽快拿到监控视频。”然后拿起那个包装盒，用裁纸刀裁开透明胶条，打开了盒盖，从里面拎出一个牛皮纸袋。纸袋的袋口也是用透明胶封好的，刘思缈轻轻摸了一下，又长又硬的一根东西，似乎是扳手或树枝，可是既没有那么重也没有那么轻。她把牛皮纸袋的外层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线索之后，再一次拿起裁纸刀，小心翼翼地沿封口裁开，把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
很长的一根骨头。
仿佛是从白垩纪的地层里发掘出来的，周身浮动着一层灰惨惨的光芒，干净得令人不寒而栗。
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阵目眩。一根骨头，代表着生命的一截，这一截在生命还未终止时，是隐藏在皮肤、血管、组织、肌肉最深处的支撑物，偶尔的折断和稍微的出露，都会带来酷烈的创痛，证明着生命中最坚硬的往往也是最脆弱的。而现在，此时此刻，它就这样单独、孤独、赤裸、凄惨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如此坦白而直率地告知：被它支撑的生命已经残缺或告终……骨头上面没有一丝血迹，却尽可以让人充分想见它曾经的鲜血淋漓——
在这个异常幽暗的下午。
明明知道没有机会，但还是要尝试一下。
刘思缈着手准备提取寄件人在骨头上可能留下的指纹。指纹分成两种类型：显性指纹和隐性指纹。无论是在泥土或蜡烛上按压形成的“可塑性指纹”，还是用沾有血液、墨水的手指留下的“可见性指纹”，都属于显性指纹，比较容易发现和提取（例如用磁性刷）；而隐性指纹是指肉眼看不见但依旧客观存在的指纹（如汗液指纹、油脂性指纹等），对它们需要进行某种处理或显影，才能显现出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指纹提取的方法越来越多，比如利用VMD（真空金属沉积）技术，甚至能在慈禧太后的裹脚布上提取到李莲英的指纹，但是犯罪现场的勘查人员还是喜欢那“老几样”：碘熏法、宁海得林法、硝酸银法等等。从一根骨头上提取指纹，刘思缈打算采用“凯瑟琳·弗林法”，这种以澳大利亚化学家凯瑟琳·弗林命名的方法，采用五氟化碘喷雾剂，可以让留在粗糙、多孔的表面上的指纹迅速显影。只是这种喷雾剂有毒，因此刘思缈亲自戴上一次性塑料护目镜和塑料面罩，走进验尸间，到验尸台上去做这个工作——验尸台上方的涡轮式换气扇可以将有害气体直接抽走，排出室外。
当刘思缈走出验尸间时，蕾蓉从她的神色中就可以看出：一无所获。
“我越来越困惑了。”刘思缈的眉头皱得紧紧的，“那个大胡子快递给你这根骨头到底想做什么？跟上次的头骨一样，虽然上面留下了不少粗野刮削的刀痕，但剔除得十分干净，而且用白水煮过，做过裸骨处理，我们不可能在上面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又是一个没有谜面的‘谜’。”
“不。”蕾蓉突然摇了摇头说。
刘思缈望着她，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这一次，他给我们留下了谜面，或者说，留下了谜面的一个片段。”蕾蓉从刘思缈的手中拿过那根骨头，“这是一根尺骨，就是人体前臂的两根长骨之一，从厚重程度上看，应该是男性的。你看这里，在尺骨的肘关节处有退化性关节炎赘疣，所以我判断死者的年龄大约在40岁左右——判断的准确度在80％以上。”
即便再好的法医，想单单通过一颗头骨判断死者的性别，准确度也只有95％，而通过尺骨判断性别的准确度更低，通常都在80％左右。
“那又怎么样？”唐小糖还是糊涂，“这算什么谜面？”
然而刘思缈已经恍然大悟，原本弥漫着雾气的目光，刹那间已经熠熠如电。
“上次他快递给我的是一颗女性头骨，根据头骨上骨缝的弥合程度，我推断死者的年龄在25岁左右。而这一回他快递给我的是一根男性尺骨，我推断死者的年龄在40岁左右。”蕾蓉望着唐小糖说，“你明白了吗，他如果给我快递一块膝盖骨或者脊椎骨，我很可能会认为是上次那个女性受害者的一部分，而他这回快递的是一块可以辨别性别和年龄的尺骨，而且具有中年男性的明显特征，他就是想要告诉我：他已经杀害了两个人，并且还会不停地杀戮下去！”
第七章大网渐渐收拢
诸尸应验而不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当，各以违制论。——《洗冤录·卷之一（条令）》
楼门突然被推开了。
一个年轻的警察走了进来，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绿框眼镜，鼻头也是圆圆的，有点大的嘴巴不知是不是合不拢的缘故，总是咧着，看上去仿佛一直在笑。他看了众人一眼，径直走到蕾蓉面前问道：“您是……蕾主任？”
蕾蓉点点了头。
“我叫胡佳。”他伸出手与蕾蓉握了握，“我是区分局的，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案子，想请您帮忙做一下尸检。”
此言一出，蕾蓉便显得有些不快，但还是温和地问：“你们局长没有说我上个月培训时提出的要求吗？”
胡佳一愣，然后嚅嗫道：“没……没有啊。”
蕾蓉叹了口气。
一本《世界法医学简史》记录得很分明：在20世纪之前，法医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大部分是由案发地医院的医生兼任，尸体一经发现，直接送到医院解剖，所以他们的工作也被称之为“手术室尸检”，直到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出现，这位大英帝国内政部的高级病理学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尸检应该在犯罪现场完成，这样才能结合现场状态对死亡原因做出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