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 第334部分

　　　　这个“指责”就严重了，是要撕破脸的前兆，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虽然一肚子怒火，但考虑到东都之安危，不得不召集在京中枢重臣和卫府的将军们，具体协商救援之策。

　　　　观国公杨恭仁应邀参加了这次军议，但他的出席未能缓和东都军政高层之间的激烈矛盾。

　　　　卫府对战局的看法依旧乐观，对东都危机的认识依旧不足，右候卫将军郑元寿依旧坚持认为李浑完全有实力击败甚至摧毁叛军，言下之意就是李浑纯属贼喊捉贼，李浑自己居心叵测，他在伊阙战场上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他本人实质上就是东都局势迅速恶化的幕后推手，所以郑元寿要求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马上向李浑施压，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动用非常手段剥夺李浑的兵权。

　　　　然而，越王府、留守府、中央诸府和河南内史府之间已经形成了对峙之局，东都政界高层不要说联手向卫府施压了，就连他们自己都没办法形成统一决策。代表越王府的越王长史崔赜坚决反对支援，代表中央诸府的太府卿元文都则左右摇摆，既表示要唯越王马首是瞻，又表示必须尊重留守樊子盖，结果就是冷眼旁观，谁也不支持，而代表河南内史府的裴弘策则坚持认为这是军方的事，拱卫东都镇戍京畿本来就是东都卫戍军的职责，地方官府不能也没有能力“越俎代庖”代替军方去剿贼，让河南内史府去支援卫府，纯属笑谈。樊子盖“孤家寡人”一个，只能见风使舵，看到局势一边倒了，干脆明智地闭上了嘴巴，沉默是金，他不能再一味的坚持下去，再坚持支援李浑必定会把他自己推上风口浪尖，成众矢之的。

　　　　但是，他终究高估了自己，也没有完全看清形势，在今日东都政界高层里，他这个忠诚于圣主的激进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实质上就是众矢之的，他想韬光养晦，不想做出头鸟，并不等于就能心想事成。

　　　　杨恭仁终于说话了，一句话说中要害，“目前局势下，郕公（李浑）能否守住洛水防线？”

　　　　他都不提反攻伊阙了，直接说能否守住伊阙，这代表他对战局很悲观。昨天他到洛水以南转了一圈，到显仁宫与李浑私下交谈了一番，然后直接回自己的府第了，既没有去越王府向越王禀报洛水之行的结果，也没有去皇城与樊子盖、元文都等中枢大臣具体商议，而是自作主张，擅自派出了自己的三个弟弟，一个向东而去，两个向西急行，很明显是要集合宗室力量做什么事了。

　　　　杨恭仁的政治风格向来以沉稳著称，但这一次他不论是应越王杨侗之邀积极复出，还是未经圣主同意就私自调用宗室力量，都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表现得很冲动，很急切，有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豪赌的意思，这就不能不让知情者深思，到底有多大的危机迫使杨恭仁不得不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倾力一搏？

　　　　杨恭仁肯定知道什么秘密，再联想到杨恭仁“复出”后第一个见面的人就是郕国公李浑，再联想到黎阳方面的蠢蠢欲动，答案便呼之欲出了，而这个答案让所有知情者都有窒息之感。

　　　　如果黎阳的杨玄感，与在律法上距离皇统距离最近的齐王，结盟合作，联手发动军事政变，那么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即便军事政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由此掀起的席卷整个中土的大风暴，必将把无数贵族官僚卷入地狱。

　　　　这是有前车之鉴的，远的有二十多年前的尉迟炯王谦司马消难的军事政变，近的有九年前汉王杨谅发动的军事政变，虽然他们都失败了，但给他们陪葬的贵族官僚，还有无辜军民，却多达几十万人，骇人听闻，惨不忍睹。如果东都即将掀起的风暴与前两次的风暴如出一辙，那么这次死在风暴中的人肯定比前两次还要多，原因很简单，这次风暴的中心在中原，在京畿，在东都，在贵族官僚最密集的地方，在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在朝堂上矛盾冲突最为激烈时期，所以风暴过后，东都乃至京畿甚至整个中原都有可能变成废墟。

　　　　大堂上没有人说话，气氛很压抑，又是盛夏时分，即便堂上摆了很多冰块，但依旧酷热难当，个个大汗淋漓。

　　　　杨恭仁神情严肃，目光锐利，缓缓扫视众人之后，继续问道，“你们谁亲临战场？谁身先士卒？谁曾与叛军面对面的厮杀？你们是否真正了解叛军的真实实力？”

　　　　还是没有人说话。

　　　　杨恭仁叹了口气，又问道，“你们都知道伊阙匪夷所思地丢失了，那么你们是否深思过，固若金汤的伊阙为何会丢失？假如你们深思了，并且估猜到或者已经知道伊阙失陷的真相，那么某问你们一句，同样固若金汤的东都，是否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同样匪夷所思地失陷？”

　　　　鸦雀无声，大堂上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

　　　　“我们的命运与东都休戚相关。”杨恭仁的声音很低沉，很忧郁，甚至有些莫名悲伤，“某知道你们之所以争吵得如此激烈，都是想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之利益，但某必须提醒你们，你们能否保障自身之利益，前提是必须保障东都之安全，保障国内政局之稳定，保障圣主在东征战场上取得胜利，如果东征功亏一篑，如果国内政局恶化到极致，如果东都陷落京师罹难，你们是否还能保障自身之利益？”

　　　　这是政治常识，人人皆知，而杨恭仁在如此重要场合，重要时刻，阐述这些简单的政治常识，说得直白而尖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警告东都的军政高层，而是另有图谋。

　　　　杨恭仁的目的是什么？大堂上的军政大佬们都是聪明人，心里一清二楚，只是谁也不敢宣之于口，谁也不知道杨恭仁到底掌握了多少“底牌”，但有一点很肯定，既然杨恭仁已经下定决心，那么证明他肯定有相当的把握，否则岂不是自取其辱？

　　　　“圣主迁都，激化了两京矛盾，而这个矛盾在危机时刻只会无限制地恶化局势，甚至会危及国祚存亡，这一点毋庸置疑。”

　　　　杨恭仁语出惊人。这句话说得太直白了，直白得让这些军政大佬们心惊肉跳，虽然两京矛盾不可调和是公开的秘密，是这些年来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谁也不愿挑明，挑明了冲突就更激烈了。现在杨恭仁挑明了，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西京是这次风暴的最重要的幕后推手，而目的就是要摧毁东都，重新夺回中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重新夺回在西京看来本属于它的巨大利益，而这严重危及到了国祚存亡，严重伤害到了宗室根本利益，所以杨恭仁不能忍了，宗室也是忍无可忍了，所以杨恭仁积极“复出”，更不惜代价要倾力一搏。

　　　　“这场危机的爆发已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竭尽全力拯救东都，而拯救东都的关键在哪？我们如何决策，才能挽狂澜于即倒？”

　　　　杨恭仁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眼里的坚毅之色非常清晰地表露了他的非凡决心，谁也不能阻止他拯救东都，否则不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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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0章　夺权

　　　　拯救东都的关键在哪？在皇统。

　　　　不论是二十多年前的那场由山东豪门和虏姓权贵所发动的军事政变，还是九年前那场由汉王杨谅所发动的军事政变，其目的都是争夺皇统，都是争夺天下权柄，都是试图以暴力手段来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所以危机是表象，表象下是皇统之争，而皇统之争的实质则是谋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坐在大堂上的这帮军政大佬都是站在权力顶端上的人，他们从上而下俯瞰中土的权力世界，看得很透彻，都知道这场危机源自新一轮皇统之争，因此解决这场危机的关键就在皇统，而危机中的对立双方都要争抢皇统的继承权，尤其制造危机的一方，甚至有可能干脆破后而立重建皇统，由此可知拯救危机的难度之大。

　　　　杨恭仁说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但这帮大佬们心里都有算，杨恭仁肯定也没办法解决危机的核心问题，没办法“一击致命”，他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加固对皇统的“防御”，维持皇统之争的现有格局，只要皇统之争的现有格局不变，这场危机就无法对东都政局和中土局势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如此便可给圣主和中枢平息这场危机赢得足够时间。也就是说，杨恭仁知道或者判断圣主和中枢一定不会放弃东征，一定要先赢得东征的胜利，以东征的胜利来赢得军事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以军事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来摧毁危机的制造者，平息这场巨大的危机，并把因这场危机而造成的难以估量的损失降到最低。

　　　　圣主和中枢在第一次东征失败之后，在向朝堂上的保守势力大踏步妥协以赢得他们对第二场东征支持的时候，在第二次东征开始之前，肯定已经预料到第二次东征期间东都政局和国内局势可能会发生不利于他们的变化，而最严重的变化就是以更换皇统为目标的军事政变，为防患于未然，他们必然要做好防范措施，而最重要的防范措施就是安排一位他们所信任的，且又能被改革和保守两大势力所认可的，关键时刻能起到鼎柱作用甚至能力挽狂澜的大权贵。目前看来，这个大权贵显然就是杨恭仁，他不但具备“定海神针”的非凡实力，还正好可以借助守孝之名义留在东都以防万一，换句话说，就算越王杨侗没有主动邀请他“复出”，危急时刻他也会主动“挺身而出”。

　　　　很多之前仅限于在东都高层中估猜和推演的“内幕”，这一刻随着杨恭仁的“复出”和他这番意味深长的言辞，逐渐浮现了出来，虽然真相依旧藏在重重迷雾中，甚至就算危机结束了也不会暴露“身形”，但最起码让东都高层隐隐约约看到了一线与他们的估猜和推演非常想像的“轮廓”，这就足够了，这足以给东都高层们指引前进的方向，让他们不至于在危机中茫然无措甚至迷失了自己。

　　　　大家都不说话，都神情严肃地望着杨恭仁，都在等待杨恭仁说出答案，都试图从杨恭仁的决策中探查和推演出未来局势的走向。

　　　　“圣主在离开东都之前，诏令由越王留守东都，由代王留守西京，由齐王居外戡乱。”杨恭仁终于说出了答案，“如果没有圣主的诏令，代王不能离开西京，齐王不能返回东都。”

　　　　大堂上的军政大佬们面面相觑，虽然脸上都没有任何异常的表情，但彼此都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丰富的内容。

　　　　果然，杨恭仁也没有解决当前皇统之争的办法，他只能维持当前皇统之争的格局，而当前皇统之争的格局就是“三雄争霸”，越王在东都，代王在西京，齐王居外。

　　　　东都危机一旦爆发，现有皇统之争的格局必然改变。东都的越王岌岌可危了，西京的代王和居外的齐王必然以救援之名急赴东都，然后手足相残，三股强大势力混战于东都，最终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没有胜利者，就算有暂时胜出的，也是伤痕累累不堪一击，连圣主的一个巴掌都抵挡不住，而圣主同样是失败者，因为东都变成了废墟，中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名存实亡，圣主的迁都决策和由这个决策所代表的激进改革理念，均遭到了反对力量的毁灭性打击，圣主只有妥协，无底线的妥协，以妥协来换取他仅存的皇权。

　　　　在这场危机中，中土的保守势力是唯一的胜利者，即便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胜利最终还是属于他们，他们摧毁了改革，掌控了朝政，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踩着皇族的血泪和改革派的尸体，笑到了最后。

　　　　大堂上的军中大佬们有坚定的改革派，有坚定的保守派，还有中立骑墙派，他们在这场危机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决策，所以这一刻，当代表了圣主和皇族的杨恭仁决心坚守东都，并拿出了坚守策略后，他们的想法当然“丰富多彩”了。

　　　　樊子盖很高兴，他在东都本来就势单力薄，好不容易赢得了越王府的合作，但随即就被杨恭仁的“复出”所打击。宗室对越王的支持力度越大，他在东都的话语权就越少，对东都局势的掌控也就越弱，这让他焦虑不安，就算武贲郎将周仲率军赶到了东都城下，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也无法增加他抗衡越王和宗室的信心，哪料到“峰回路转”，突然间他发现宗室在这场危机中的利益诉求，与改革派力保东都的目标完全一致，他和杨恭仁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对手，他在东都的话语权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这不禁让他喜出望外。

　　　　樊子盖情绪很不错，稍加思考后遂开始默契配合杨恭仁，联手向某些居心叵测者展开凌厉“攻势”。

　　　　“观公，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