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宙星辰、天地万物，都要遵照皇帝的意志运转的汉室，‘抢功劳’这种行为，是皇帝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之一。
且此时的刘弘登基不久，又尚年少；虽然对朝堂有了基本的掌控，但政治威望还约等于零。
说白了：此时的刘弘，需要用这么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治功绩，来获得迫切需要的政治威望。
或许放在后世，这种思想很难理解，但在汉室，这却是稀松平常——汉天子，也是有业绩压力的！
毕竟汉室，还不是后世那个‘垂拱而治圣天子’的时代；作为汉室的皇帝，要想从外朝手中夺回权力，皇帝就必须做出一些成绩。
尤其是刘弘这样的少年天子，需要尽早证明：我已经有掌控权力，掌控政权的能力了。
只有证明自己过后，刘弘才能顺利地向‘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方向迈进。
外朝臣子中，那些忠心于政权的臣子也能安心；而那些不太愿意让渡权力的臣子，也将在刘弘证明自己过后，失去把权不放的借口。
其二，便是刘弘切实的考虑了：陈政事疏，或者说《治安策》，并没有推恩令那么完美。
《治安策》全文七千余字，通篇都在讨论诸侯王不敬长安、反复作乱，危害国家稳定的问题。
而对于诸侯王反复叛乱，《治安策》中给出的原因，也是直指问题核心。
——汉初异姓诸侯割据，韩信占据楚国，最为强大，所以就先反了；
——韩王信得到了匈奴的支持，觉得自己强大了，就反了；
——贯高借助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有利地形，就起了反心；
——陈狶部队很精锐，就觉得自己能做一番大事，也反叛了；
——彭越被封到了梁国，认为自己很容易进入关中，也反叛了；
——黥布坐拥淮南之土数千里，时间长了，也就反了；
而卢绾势力最弱，所以在异姓诸侯王中，最后一个发动了叛乱。
在《治安策》中，贾谊还拿出一个正面例子，为自己的看法增加了可信度：长沙王受封弹丸之地，户不过二万五，故终未反而忠于汉室！
贾谊的这种看法，基本道透了汉初异姓诸侯，以及景帝一朝关东七国谋逆的本质：人心不足，蛇吞象。
更多的财富，让诸侯王认为自己足够强大，有能力跟长安掰掰手腕了！
时间一长，再有三两个臣子怂恿，诸侯王谋反，也就是必然的事。
贾谊在《治安策》中也说了：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人做诸侯王，那他们也可能反叛；反观汉初诸侯，如果让韩信、彭越等人在最开始，就只获封为彻侯，那他们就不太可能造反了。
对此，刘弘也抱有同样的意见：要想从根源上杜绝诸侯王不臣，乃至于作乱之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弱诸侯王。
只有诸侯国弱小到诸侯王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小胳膊小腿拗不过长安，诸侯割据的问题，才能彻底杜绝。
而相较于粗暴削夺诸侯封土的《削藩策》，无疑是更温和的《推恩令》更容易为诸侯所接受——不管怎么样，国土还都是自己家的嘛~
虽然被分给了儿子们，但总量没少。
这样一来，刘弘也能避免‘图谋诸侯土’的指控。
但贾谊在《治安策》中，为诸侯王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却非常简单粗暴：直接将诸侯国分裂为数部分，最大，也不能超过侯国的范围！
众所周知：汉室彻侯最高等级，也只到‘县侯’；其所属封土，顶多是一座城，加上周边土地
也就是说，按照贾谊在《治安策》中的说法，如果一个诸侯国有五十城，那就要分成五十个彻侯封国！
如果当代诸侯王只有五个儿子，那在这个诸侯王死后，就先从这五十个封国中拿出五块，给那五个儿子，剩下四十五块封国暂时由中央控制，等这五个儿子再生下儿子，再依次发放给他们的后代。
而《推恩令》中，与贾谊的想法所不同的是：诸侯薨而有三子，则分其国为三，三子各领一国；待此三者薨，再裂各自土。
虽然二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都是诸侯国被分裂为一块块只一城、一县的弹丸之地，但这个被贾谊有意无意忽略的过程，却是这个政策之所以能被诸侯王接受的关键。
试问一个坐拥五十城的诸侯王，如何能接受自己死后，长子的封国只剩一城？
又试问哪个王太子，能接受父亲五十城的诸侯国，到自己手上就只剩下一城？
而这一点，就是主父偃比贾谊更为人称道的地方了：作为纵横家出身的官僚，主父偃对人心的了解，可谓相当透彻。
——且先不提贾谊的方式能否为诸侯王接受，光是其余空置封土‘暂时交由朝堂保管’这一点，就足以使得诸侯王连连摇头，说一句：此陛下欲谋吾家之土也！
别说诸侯王信不信了，就连刘弘自己，都很难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摇头。
即便刘弘把住节操，仗义的履行了诺言，真的将封土交到了诸侯王的子孙后代手中，但刘弘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后代，能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说no。
——眼皮一眨，那可就是小半个汉室疆域落入中央手中！
从这便能看出：提出陈政事疏时的贾谊，还是一个十分纯粹，且对人心险恶一无所知的理想主义者。
而作为一个水准线以上的皇帝，刘弘自然不可能认可贾谊的提议；在《推恩令》和《治安策》之间，刘弘只能选择更温和，且更容易为关东诸侯接受的前者。
因为《治安策》推行，很可能引来所有诸侯的不满；《推恩令》，则将得到大部分诸侯的认可。
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对于任何时代的君王来说，这都是至理名言。
至于刘弘最后一个考虑，则与第二个考虑原因相同：此时的贾谊，还是太过于青涩，太过于理想主义了···
在后世，有这么一个搞笑的说法：大明时期的秀才，顶多能对应后世的小学生；举人对应初中生，贡士对应高中生，进士对应大学生。
对这种说法，刘弘向来是嗤之以鼻。
——秀才对应小学生？
笑话！
能通过院试考中秀才的，哪一个不是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八股经典信手拈来？ 让后世的小学生背背看？
别说四书五经了，光是秀才郎那一手漂亮的书法，就能让后世的小学生求死不得。
至于举人和贡试，那更是不用说——范进中举之时，都已经五十四岁了！
在人均寿命普遍不高的古代，范进都已经到了即将入土的年纪，才考中举人。
五十四岁考中‘初中’？
那范进还真应该发疯——为自己那么蠢发疯！
到参加殿试的进士，其受考内容，那更是早就已经脱离了四书五经、八股套路的范畴，转而走上‘政治策论’的方向。
每一个在殿试中拔得头筹，成为状元的进士郎，其殿试考卷所书，必然是贴合时政利弊，且有针对性的切实际、可操作性高的政治建言。
这样的人放在后世，相宰或许够不上，但在中央历练几年，作为国家某部门主官来培养，还是够资格的。
但有一说一，即便是在后世，一个年轻人再怎么天赋异禀，也要在基层历练几年，再一点点提高。
明清时期的状元郎们，也都是要在翰林院先进修几年，而后方能入朝，从相对较低的位置一点点往上爬。
同样的道理放在汉室，也适用。
而贾谊，便如同后世的状元郎一样：满腹才华，却年纪尚轻，政治经验十分薄弱。
用后世的话说，就是前途一片光明，但还尚需历练。
既然还需要历练，那就不太适合太早出头——历史上，贾谊在出头之后所经历的遭遇，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而刘弘‘剽窃’贾谊的《治安策》，转而推出《推恩令》的举动，就能很好地避免贾谊风头过盛，从而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朝中大佬。
——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不外如是。
历史上，贾谊屁颠颠给文帝上了《过秦论》、《陈政事疏》（治安策）、《论积贮疏》等随便拿一个出来，都能当做一个王朝政治纲领的策论出来。
文帝也理所当然的给贾谊封了官，还让贾谊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成为了博士；不过几年之后，贾谊的官就做到了太中大夫一职。
要知道汉初的博士，可不是后世成千上万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都不是几十年后，武帝一朝烂大街的博士——汉初的博士，那都得是学术巨擘！
如历史上被任命为‘《诗》博士’的申公，就是楚元王刘交的同窗，荀子的徒孙。
因其曾在荀子门徒浮丘伯门下学习《诗》，并得到了天下界的认可，才成为《诗》博士。
再拿文帝朝另一位青年才俊来说：晁错奉命前往济南，得伏胜教授《尚书》而归，便被文帝任命为了‘《尚书》博士’。
什么意思？
——《尚书》的解读权，自此由晁错掌控！
也就是说，要想在汉室成为博士，那就要在保证对自家学说滚瓜烂熟的基础上，还要拿的出让大多数人信服的‘经典解释’。
换而言之：天下有几本经典，理论上就有几位博士。
能得到天下公认，有资格独家解读《尚书》的，才能成为《尚书》博士；其他各家经典也一样。
这样的人放在后世，几乎等同于国家某院院士了！
而贾谊，却在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成为了这样的学术大拿。
至于贾谊之后的太中大夫一职，那就更恐怖了···
太中大夫隶属郎中令，秩比千石；虽然算不上朝中巨头，但也是妥妥的高官。
——须知九卿副官，也不过是比二千石的行政级别，只比太中大夫高两级！
如果数据不足以说明问题，那看看汉室历任太中大夫，就足以了解该职是个什么地位了。
历史上父子五人官至二千石，因而被称为‘万石君’的石奋，在景帝登基之前，便曾从太子太傅一职转为太中大夫。
这就证明：太中大夫的政治地位，起码在理论上，要略高于太子太傅——石奋转任为太中大夫，可是奖赏性质的！
在棋盘侠事件之后，做刘启的太子太傅，在汉室曾一度成为‘高危职业’——轻则晚节不保，重则祸及全家。
而石奋，便是在这种微妙的时间点自告奋勇，成为了景帝的太子太傅。
等景帝登基之后，更是因此将石奋任为九卿，以谢教导之恩。
再拿时代更近一点的人说：陆贾。
当朝太中大夫陆贾，从秦末战乱时期，就紧随太祖高皇帝左右；而后在伐秦时期、楚汉争霸时期，也是屡屡建功。
汉室立，陆贾更是几度出使南越，以口舌之利，让汉室中央得以不费一兵一卒而‘降服’南越。
这么多功劳，再加上这么老的资历，陆贾如今的官职，也不过是太中大夫而已。
光这就足以说明，太中大夫一职，是如何重要了——非资历深厚、德高望重之老臣不能获任！
而文帝非但将贾谊任命为博士，还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让贾谊出任如此重要的太中大夫一职，也就怪不得朝臣百官阴阳怪气，说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把满腹才华的贾谊，贬低成一个‘妄臣’‘幸臣’了。
文帝在历史上犯过的错，刘弘自然没有再犯的道理；对于贾谊这样不世出的国士，刘弘还是打算科学的培养。
很明显，此时的贾谊，还承受不了太大的赞誉，也无法承担赞誉带来的困惑，所以刘弘出于保护的目的，顺势将《治安策》进化为了《推恩令》，并将功劳揽到了自己头上。
对此，刘弘也不打算跟贾谊解释太多，只需要一句‘功不可没’，就足够了。
作为贾谊的老师，张苍必然对贾谊的性格缺陷了若指掌，也肯定能看出刘弘的回护、器重。
出于这个目的，刘弘还刻意冷落了贾谊一段时间——从贾谊拿出《过秦论》，并借张苍之手，在齐悼惠王诸子之乱结束之期，奉上《陈政事疏》之后，刘弘就再也没有召见过贾谊。
本来刘弘想的，是让贾谊稍微冷静一下，不要因为自己的认可而找不着北。
但只能说，对贾谊这样的人而言，最难做到的，恐怕就是‘不发光’。
——这不，刘弘一不留神，就又有一封洋洋洒洒的策论，皆由贾谊理论上的属下袁盎之手，提到了刘弘案前。
苦笑着摇了摇头，刘弘只能拿起先前，被放回御案上的竹简。
“得尚书令所奏之《论积贮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