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笑着摇了摇头，刘弘只能拿起先前，被放回御案上的竹简。
“得尚书令所奏之《论积贮疏》，朕颇欣喜；然其中偶有不解，欲于尚书令共讨···”
——在接连提出《过秦论》、《陈政事疏》之后短短不到半年，贾谊便再一次提出了其一生最著名的策论之一：《论积贮（zhù）疏》！
而从贾谊如机关枪般上策论的过程中，刘弘还惊喜的发现：别的不说，贾谊的政治敏感性，远非常人可比！
——刘弘正忙着理顺自身的皇位法统，贾谊就提出了《过秦论》，为刘弘理顺王朝法统提供了理论依据！
——齐悼惠王诸子之乱刚接近尾声，刘弘还没开始考虑关东诸侯的问题，贾谊就拿出了《陈政事疏》，为刘弘提出了参考意见！
现在，刘弘打算安心种田，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了，贾谊又挥舞着一卷《论积贮疏》，出现在了刘弘的面前···
“承蒙陛下器重，臣但有所知，不敢有一丝私藏。”
见贾谊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信誓旦旦的模样，刘弘终是长叹口气，点了点头，示意贾谊上前些。
第0294章 论积贮疏
对于每一个农耕为主的封建政权而言，真正的命脉，永远都是农业。
无论是对远古时期的夏、商、周，还是公元后的唐、宋、明等中原政权而言，什么礼法纲常，什么吏治内政、内忧外患，其重要性哪怕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淳朴的农民伯伯，对上苍的那句祈祷来得重要。
——来年秋收，但愿能多打些粮食吧···
原因无他：历史上每一个中原政权，其内外活动，都需要农业作为基础保障。
国家税收，收的是粮食；官员俸禄，发的是粮食；内部修建基建工事、道路水利，拨的是粮食。
就连镇压内部叛乱、扫除外部威胁，都离不开粮食作为保障。
国家需要粮食，来保证政权正常运行；贵勋、官员需要粮食积累财富；而底层百姓，也同样需要粮食填饱肚子。
虽说由于储存成本，保质期等原因，使粮食没能在封建时代成为布匹那样的硬通货，但这丝毫不影响粮食，在一个农耕封建政权中的至高地位。
实际上，绝大多数封建王朝的落寞，都可以归结为‘粮食不够’。
外族入侵？
是来抢粮食；
政府贫弱？
手上没粮食；
内部叛乱？
是因为百姓吃不饱肚子。
就连贵族压榨底层百姓，从而导致内部不稳的隐患，最终也可以归结为：百姓吃不饱肚子，所以天下不稳了。
反过来说：只要能保证天下每一个人，甚至只是大多数人能吃饱肚子，那政权就将稳如泰山。
——种地能吃饱肚子，百姓吃饱了撑的，才会去跟老爷们造反呢！
而文教、礼教等文明建造，也将随着百姓逐渐富足的生活，而逐渐长出萌芽。
就如此刻，刘弘手上拿着的竹简之上，开头就是管仲的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道理很简单：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暖，马农民根本不可能有精力去在意其他任何东西。
对于人类而言，生存，是永远摆在首要位置的刚需。
只有生存得到保障，百姓才有可能将多出的精力，转向其他的方向。
在后世，生存是买房买车、娶妻生子；而在封建时代，生存，就是吃饱穿暖。
那作为帝王，刘弘最基本的义务也就很明显了：让大多数子民丰衣足食，免遭饥寒之苦。
别的不说，光是做到这一点，就足以让刘弘成为合格线以上的帝王，甚至是为天下所认可的圣君，并为后人所称赞。
——历史上的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一生都做了些什么？
外部隐患，和高祖、孝惠之时并无差别：南越依旧是名誉藩臣、朝鲜仍旧是化外之地。
至于匈奴，那更是在文帝一朝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在老上稽粥的率领下，登上了游牧民族史上的第一个巅峰。
而汉室，却只是在文帝刘恒的带领下，于汉文帝在长城一线与匈奴大眼瞪小眼。
文帝一朝唯一一次汉匈大战，也是在济北王刘兴居谋反背刺之下流产。
内部隐患方面，刘恒更是几无建树。
齐王一门，除了刘兴居因谋逆身死，余者皆为王侯；楚王一脉，也在开国诸侯王刘交的余萌之下安好无损。
——就连本有机会收归中央的赵地，都被刘恒封给了赵幽王刘友的独子刘遂！
本来就不稳的齐赵，在文帝手下愈发不稳；而原本没什么隐患的吴国，也在文帝《许民弛山泽令》，外加太子刘启一棋盘砸死吴王太子，而成为新的隐患。
可以说，文帝一朝对于汉室的内忧外患，没有起到丝毫的积极作用。
政治名望、个人身亡方面，刘恒也槽点不少：三言两语之间，几乎流氓式的罢免丞相周勃；饿死自己的亲弟弟——淮南厉王刘长；以及在黄龙改元之后，罢黜丞相张苍，都是文帝刘恒的道德污点。
汉室内忧外患依旧，道德品性不佳，那刘恒又为何能在历史上，享有如此高的地位，甚至在当时的汉室百姓心中，留下‘圣人’的美名？
答案十分简单：文帝刘恒在位，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虽偶有灾祸，但总体上，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
粮价，从高皇帝时期的千钱以上、孝惠皇帝时期的四五百钱，降到了景帝登基时的石五十五钱；
农税，从开国时的十五税一，变成了三十税一；口赋从百二十钱，降低为四十钱。
不严谨的说，刘恒在汉室‘在世圣人’的崇高地位，便由此而来。
换而言之，只要能让治下百姓吃饱肚子，刘弘地历史地位，就已经可以向历史上的汉文帝刘恒靠近了。
撇开这层考虑不说，现实角度而言，刘弘也必然要从粮食开始下手。
还是那句话：农耕文明在封建时代的一切活动，都需要雄厚的农业底蕴做基础。
要想社会安稳，就需要百姓吃饱穿暖，安心种田；而国家要想富裕，无论是发展商业、手工业，亦或是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也同样需要基本物质基础。
就现在后世的二十世纪，‘物质积累’的标准是有多少吨钢铁；二十一世纪，则看国库有多少贵重金属、外汇国债。
而此时，政权的基础物质积累，就是粮食。
只有粮食充足，流通的粮食能够满足国家基本需求，才有可能进行其他的活动。
——南征百越，东取越南，北伐匈奴，总不能让士卒们饿着肚子上阵吧？
刘则的下场，已经足以证明‘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的重要性了。
——发展商业，建立手工业，总不能指望百姓肚子都吃不饱，就去行商为贾、养蚕织布吧？
可千万别被后世那些，把读者当睿智的网络文学作品骗了——对于刘弘这样的穿越者而言，掌控一个政权之后，首先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种田。
什么南征北战、国富民强，都需要坚厚的农业为基础！
至于工业、商业的发展，更是要从布匹纺织业开始做起，才有那么一丝可能。
所以，即便不考虑历史风评，不在乎自己在后世人心中的形象，光为了马踏草原，让华夏成为世界唯一一颗星辰的远大志向，刘弘也要安心种田。
尤其是在如今，汉室远不及历史上，大多数封建王朝平均水平的贫弱状况下，就更要如此。
实际上，从穿越那一刻，从屁股第一次坐到皇位上开始，刘弘心中，就有着明确的认知。
正是这个认知，让刘弘在随后的一系列时间之中，屡屡做出准确的应对。
长安粮价几番涨跌，刘弘也顺势将粮食保护价政策，作为了自己在西汉政权上烙下的第一个烙印。
之后悼惠王诸子之乱，刘弘在召集中央大军，将齐地叛军合围于关外的同时，暗中命令小叔淮南王刘长率兵攻打南越，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也同样是为了农业。
——地处两广地区的南越，必然有着汉室此时还尚未拥有的优秀水稻！
刘弘也从来没想过仅凭淮南王刘长手下那几万郡兵，就一举攻下南越。
——要知道南越，可是曾经让秦始皇派大军五十万，前后打了足足九年才打下来；一年前，周灶带着十万中央野战军，却连南方群岭都没能翻过的硬骨头！
通过武力统一南越，所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只怕不比发起一次汉匈大规模战役来的少。
真有这功夫，直接把河南夺回来，养养马放放牛，爆骑兵他不香吗？
对于南越的问题，刘弘地看法与那位穿越者前辈比较类似——能不动手，就尽量不要动手。
毕竟南方的湿瘴，会为战争带来很多变数，也会让汉室遭受很大的损失。
但有一点，刘弘地看法却与那位前辈不同：原则上，能不打，尽量不打；但实际上，也不能完全不打。
用后世一位热血青年的话来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明天再打，明天没打赢后天还打，打到他怕！
赵佗这头老乌龟，就是不打不老实的。
汉开国之初，赵佗就已割据岭南，高皇帝刚遣使询问（威胁），赵佗就俯首称臣了。
而后，便是吕后即将亡故之时，赵佗又觉得自己行了，就再一次称帝。
结果赵佗运气好：周灶大军仗还没打，就被湿瘴＋水土不服干倒大半···
在历史上，最终是陆贾奉文帝命出使南越，短短几句话，赵佗就再一次臣服。
看看陆贾在赵佗面前说的话，就不难看出，赵佗是个什么货色了。
说白了，赵佗自己也知道：就南越穷山沟子那点人，根本无法与坐拥中原万里土地、数千万民众的汉室抗衡。
明知打不过，赵佗却还几次三番自立为帝，挑战汉室的底线，难道是真的有野心，或者是没脑子？
显然不是。
赵佗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手段，来提醒长安朝堂：喂，别小瞧我啊，别无视我啊~
说白了，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赵佗知道自己打不过汉室，但与此同时，赵佗也料定：汉室不会选择通过武力，去图谋南越那片深山野林。
在此前提之下，再加上有天险为依、气候为凭，赵佗自然要时不时跳出来，逼汉室让渡利益了。
但这种把戏，显然很难在穿越者面前奏效：会哭的孩子，未必就会有奶吃···
——除了喂奶，打也是能停住熊孩子的哭声的！
对于南越，刘弘的态度很简单——通过适当的惩戒，让赵佗意识到：继续反抗统一，非但无法带来利益，还有可能带来灾难！
当然，作为一个履历横跨秦汉两代，从始皇一朝活到汉武帝之时的枭雄，赵佗还没那么容易被吓住。
但通过这么一次，赵佗应该就能明白长安的态度；即便不马上低头，也会意识到继续搞事，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这，就是刘弘短期之内的目的了——没空收拾你，给爷悄悄待两年！
如今的汉室，还是要把主要的力量和经历，集中在北方战线之上。
除了南惩赵佗，意图获取优秀稻种之外，刘弘也在入冬之前，皆由今年天下粮食歉收，而将冬小麦的推广提上日程。
这一切，都是刘弘在为农业基础积累做准备。
冬小麦有了，磨面粉用的磨盘也有了着落；稻米，也即将早于历史数百年，出现在华夏大地。
再加上粮食保护价政策，配合上税赋减免，汉室的种田期，实际上已经开始。
物质、政策方面的准备，刘弘都已经准备完成，唯一欠缺的，就是一个理论依据，或者说中心思想。
汉室，或者说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封建政权，与后世政权最大的一处不同，就是每一条通行条下的政策，都需要给出一整套的思想理论。
实际上，即便是在后世，国家推行某政策，也同样会建立起类似的思想价值体系，发布红皮书之类。
在后世看来，这样的举动或许没什么必要——政策好不好，百姓自然就能看出来，至于官员，那也必然是严格贯彻。
但对于此时，通讯手段极其匮乏的汉室而言，政策中心思想、理论依据的存在，却关乎着政策的贯彻度，以及贯彻速度！
很简单的道理：未央宫发出的命令，出了长安城就得打个七折！
除了函谷关，效果就是减半；到了关东，乃至于到了沿海诸国，那更是枉如一纸空文。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或者说一份详细解读中央政治意图、传达中央思想的理论，那本就不高的行政效率，将会再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