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不冷呀，我会觉得被他们摸是很幸福的。现在，每当我被他们摸的时候，我不但不会害怕，反而会非常感动，非常亲近，有种甜蜜蜜的感觉，就像孩子放学回家，缠在你身边一样。因为这些盲孩子的心事都很重，所以，我下定了决心，在盲孩子们黑暗的世界里，做一盏光明而又温暖的灯。
就说陈静吧，刚来时，她还有一点视力，所以，当她熟悉了环境后，就满园子跑，像个男孩子。但她很聪明，只是学习成绩总也拔不了尖，主要原因是不细心。因为家里的条件不好，所以，她的心事就特别重，常常是和你说着话说着话，就不吭气了，一个人发愣。有时，我就小心地问她说，陈静，你是不是有啥心事，给老师说说好吗？但她很少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没事。有一次，我看到她又在偷偷地流泪，就问咋回事，她还是一句话不说，直到后来，才有班里的学生告诉我，她牙疼一个多星期了，但考虑到家里没钱，就一直没去医院看。知道情况后，我就领着她到商丘师院的附属医院去，我们一连跑了８趟，才算彻底治好她的病。记得在给她的牙钻洞时，她疼得浑身哆嗦，我都吓哭了，可她愣是一滴泪没掉。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又使我得罪了她。那是上学期开学不久，学校让班主任向学生催交学费，我便向陈静她们这些没交够钱的学生宣布了这件事。我的语气非常婉转，说，回家给家长说说，有就交，如果一时没有，老师就替你们先垫着。说这事时，陈静没说话。后来，等其他同学都陆续交完了，她还是没吭声。我私下找到她，问她咋回事，并告诉她老师已经把她的钱垫上了。没想到，她竟连一句“谢谢”都没说。又过了好一段时间，她才对我说，老师，我会记住欠你的钱，说完，扭头就走。当时我就愣了，心想，这孩子咋这样啊？事后我还是从其他同学那里了解到，陈静觉得我没经过她同意就替她垫学费，是看不起她。唉，和这些孩子相处就是这样，你必须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稍不留神就会伤害他们。
这件事过去不久，陈静就被选拔进省盲人门球队，准备参加全国第五届残运会。在郑州集训时，她的时间很紧张，整天都是没日没夜地训练，就这，她还常常趁晚上９点以后，电话半价时，往我家里打电话，说，孙老师，想你，你在干啥呀。我说，睡了。她就会说，你怎么睡这么早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听着这些家常话，有时候觉得真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就是孩子离开娘了，出去上学了，有时想家，给家里打个电话。当然，我知道她也是想利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歉意。有一次，我觉得她说话的语气跟平时不一样，就问她咋回事，她说没事，还是那种故作坚强的样子。我就问她在那儿累不累，她说不累。我又问苦不苦，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了口气，说，就是有点苦。我一听这话，那泪当时就哗哗地下来了。
后来，我到集训的地方去看她，扒开她的胳膊一看，天呀，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都是伤。当时我的泪就又下来了。可陈静说，没啥，都过来了。后来，陈静作为咱省女子盲人门球队的主力队员参加了残运会。听她的队友讲，她在赛场上的表现感动了很多人。在比赛的过程中，每个运动员都有替补队员，其他人都曾被替补过，只有她自己一个人自始至终没让替补，而且每场都是主力队员，表现得特别出色。后来，她因此获得了本届残运会惟一的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残运会回来后，商丘市教委、残联、体委又联合向她和另外两名选手颁发了嘉奖令。我问她得了这么多奖高兴不高兴时，她竟说了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老师，摸你才是使我最高兴的事，奖不奖无所谓。
别人的自述，总爱说自己，可我一说就只想说学生，因为我觉得学生就是我的一切。在和这些盲孩子相处的日子里，我终于发现，与盲孩子在一起，爱与被爱都是一种幸福；也才终于明白，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能感觉到生命的充实。我感谢他们，因为透过他们心灵的眸子，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记录：曹保印）
第四卷想当公办教师可真难
张成峡，男，４３岁
洛宁县上戈镇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３日
我这个人也算是无神论者，并不相信什么命运，毕竟咱是教书育人的嘛。可回想一下自己走过的路，经历的几乎都是坎坷，似乎没有多少顺畅的，用别人的话说，我走的都是背运。尽管如此，，我仍不信邪。我这不是走过来了吗？
我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学校生活的。那时，学校整天搞“反智育回潮”、“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运动，让我们修“大寨田”，上山背木椽，一个星期进不了几天教室，没能在课堂上学到什么。好在我忙里偷闲，通过自学，学到了在那个年代相对多的知识。在１９７５年“教育回潮”中，我被选拔当上了村办初中的教师，走上了“土讲台”，成了山里人还算羡慕的教书先生。
当时，各大队都办有中小学合一的“戴帽初中”，我和几个老师就包着学校的全部课程，每人教五六门课，住的是两间草屋，挣的是工分，公社每月补助４元钱，整日忙忙碌碌的，虽然清贫劳累，倒也自得其乐。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的同事早已托门路离开了村子，而我却在那儿一干就是１６个春秋，４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啊我整天忙忙碌碌，全忘了自己的民师身份，当别人怀揣着红红绿绿的证件，享受着“公家人”这般那般的待遇时，我却只有一张张蓬荜生“灰”的奖状和一顶顶“模范”、“先进”、“优秀”的帽子。到１９８８年第一次评职称时，我自然评的是中教职称，谁知道这竟开启了我以后屡走背运的先河。
１９９１年，受别人启发，我这个榆木疙瘩才开了窍，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回炉”，为的是能发生由“民”到“公”的转变，改变我每月仅靠６０多元钱养家糊口的生活。那时，进修班里还有２３潇洒度日的公办教师，他们只是为了能拿到一张可以教小学的中师学历证书。为了民办教师能被收进正册，让人正眼相看，我整日钻进书本里玩命，不敢有丝毫懈怠。本身基础还算扎实的我，再加上淬火加钢，成绩自然名列前茅。终于熬到当年民办教师招教考试，别人都说你今年百分之百能考中，可谁知报名时，却因是中教职称，弄了个“报考资格不相称”而被审查掉。于是，我索性把中教职称改为小教职称，心想，这回总该可以了吧？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在以“中”和“小”继续进修中师文凭的同时，又报考了河南电大中文专业，学习大专教材。１９９４年８月，我电大修业期满，由于我的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上戈镇中学任教。
在校期间，我一边教学，一边复习，并暗下决心，当年一定考上公办。谁知，到１９９５年民师招教考试报名时，又因“小学教师不能在中学参加招教考试”，被再次刷下。我想，难道人的命真是天注定的吗？命运对我怎么这样残酷无情呢？
于是，我再次调整了思路，又回到了山村小学。１９９６年７月，我终于顺利地参加了民师招教考试，以当年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有望跨入公办教师的行列了。正踌躇满志的时候，我又被调回镇中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８月份，我到北京参观学习。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县里来电话，说你的转正档案没有转到市教委师训科。”我问：“为什么？”他说：“听说你还在镇中工作，人家调查清楚了，你是小学教师，不符合规定。”听了这话，我的头嗡地一响，两行眼泪就滚出来了。在京几日，我心烦意乱，恨不得插翅飞回去，找个人诉诉内心的不平：到哪儿工作都是组织派遣的，能由着个人的意愿吗？按要求到更需要的岗位上工作，发挥才能与专长，这也能怪我自己吗？
回到县里，在县教委师训科和镇教办领导的关怀支持下，我向有关方面再三说明情况，据理力争，终于在９月份通过了民师转正。
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背运的阴影仍挥之不去。转正了，平价粮油取消了，副食补贴没有了，公费医疗也一度成了摆设。最要命的是由于县乡财政分灶吃饭，工资关系难以理顺，转正只是名义。按规定，招教通过后，经过两年师范培训提高，从１９９８年８月就应按公办教师起薪，可直到１９９９年初，我的工资才与镇财政挂钩，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办。可工资只发８０％，时至今日，我的工资只有３００多元，与刚毕业的师范生相差无几。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总算甩掉了多年来套在头上的那顶民师帽，当上了公办教师。
（记录：陈如陵 李麦）
第四卷我的爱情故事像奇闻
谷庆玉，女（白族），３４岁
长垣县苗寨乡马野庄民办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１日
我老家在湖南省桑植县，地处张家界，是著名的风景区，也是贺龙元帅的老家。我１９８５年高中毕业，原来曾想当一名教师，由于机会不巧，错过了。后来就想在家乡创出一番事业。我们那里山多水多，我就冒着险贷款承包了村里的水库，依靠科技把渔场搞得红红火火。
１９８７年，经《当代青年》杂志的介绍，我与残疾青年马文仲成了笔友。在通信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他的生活和办学情况。我很赞赏他的精神，又很同情他的困难，便想到黄河滩去助他一臂之力。当时，我想得很简单：人这一辈子要活得有价值。但是，我又不敢将我的真实想法告诉父母，便悄悄地将渔场的一切交给了妹妹，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１９８８年我嫁给了马文仲。对此，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到处议论，争相传告，我们的故事一时成了黄河滩上的奇闻。但我的意志并没有动摇。
婚后，实际生活中的困难要比想像中大得多。刚开始，我几乎不会照顾文仲，因摸不透他的身体状况，总是帮倒忙。有一次我见他拖着小板凳过门槛，便上前帮他，谁知刚一抬他的脚他便仰面朝天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原来他的腰部、臀部一点支撑力也没有，要挪动他的脚，必须先扶住他的上身。另一次，我安排他睡觉，把他拖上床，让他坐在床沿，然后给他脱鞋。我刚蹲下身他就一跟头栽了下来。原来他不依靠东西根本就坐不住。我抚摩着他被摔破的额头，止不住流出了泪水。我恨自己太无能，太笨。但我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终于能比较好地照顾他了。
他的身体对我来说实在太重了，每次背他上讲台都十分吃力。每当这时我就想，我若能长得高大一点儿该多好啊刚到马家，责任田无人管理，粮食不够吃，不得不配一些粗粮，这跟我们家乡的生活相比差得太远了。为了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我又主动承担起种地的担子。我人小力薄，一天下来往往累得四肢瘫软，可回到家里，还得照顾文仲的生活琐事。怀了孩子，身体越来越笨，但体力活却一点也不能少，最终导致早产。
有了孩子以后，负担更重了。早晨天不亮我就第一个起床，给孩子穿好衣服，抱文仲上轮椅，然后给各班教室开门。等这一切安排就绪，再下厨房做饭。晚上不管文仲备课到什么时候，我都要等安排好他才能睡觉。夜里还要不时地为他翻身。
干农活也是背着孩子干。人，谁能没个头痛脑热？可我却不能生病。无论是怀孩子，坐月子，感冒发烧，我都要像正常人一样干活。我知道，我一躺下，这个家，这所学校就会停止运转。身在河南，心里还时常挂念湖南那边风烛残年的双亲。结婚７年后的一个暑假，我第一次回了娘家。但是，在家仅仅住了３天，没顾上走亲访友，匆匆返回了河南。因为我知道，文仲一家都在担心我能不能回来，学生也在担心我还教不教他们，我早回来一天便会减少一天他们的担心。
教室条件差，我们总想盖个窗明几净的新教室。为了积攒盖房的钱，我们平常大多只吃个咸菜，从不敢上街买菜，就连我坐月子时乡亲们送的鸡蛋也卖掉换成了砖瓦。
说实话，谈起这些